身体不适预测教宗方济各葬礼中的宗派利他行为：自我信号理论的新证据

《Current Research in Ecological and Social Psychology》：Physical discomfort predicts parochial altruism during Pope Francis’s funeral

本研究针对大型公共仪式中高昂参与成本的心理功能这一理论难题，通过教宗方济各葬礼的实地研究，探讨了仪式成本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主观身体不适感特异性地预测了对天主教慈善机构的捐赠行为，且该效应在本地参与者及强烈天主教认同者中最显著，揭示了仪式参与通过自我信号（self-signaling）机制强化宗派利他（parochial altruism）的新路径，为信号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

　　

当教宗方济各于2025年4月21日逝世时，一场规模空前的公共仪式在梵蒂冈拉开帷幕。依照传统，教宗的遗体被安放在圣彼得大教堂供公众瞻仰，超过25万人从世界各地涌来，许多人冒着酷暑在密集人群中排队等候长达八小时，承受着巨大的身体不适。这种看似非理性的高昂代价行为，却在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普遍存在，这引发了研究者的深思：为什么人们愿意承受如此巨大的代价参与公共仪式？这些仪式究竟发挥着怎样的心理和社会功能？

传统经济学模型难以解释这种缺乏直接效用却持久存在的代价行为。人类学理论认为，仪式通过集体体验重申共享价值和制度权威，发挥着整合社会的重要功能。进化模型进一步提出，仪式成本并非缺陷而是特征——它们作为承诺的可信展示，增强参与者的社会联系和声誉地位。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仪式的人际信号功能，即个体如何通过代价行为向他人传递可信信号，却相对忽视了一个关键机制：自我信号（self-signaling），即个体通过观察自身的代价行为来推断自己的价值观和认同。

为填补这一理论空白，研究人员在教宗方济各葬礼这一具有高情绪显著性的真实场景中展开实地研究。他们假设，个体在排队等候过程中经历的身体不适会增强其宗派利他倾向——即更倾向于向天主教慈善机构捐赠，而非宗教中立的人道主义组织。这项研究发表在《Current Research in Ecological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为我们理解仪式如何塑造道德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

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团队在教宗遗体公开瞻仰的最后一天，于圣彼得大教堂出口处招募了146名参与者（56名女性），其中86名为罗马本地居民，60名为来自意大利其他地区或国外的访客。几乎所有参与者（142名）自我认同为天主教徒。研究采用自然主义调查设计，参与者通过扫描二维码在移动设备上完成匿名调查。

关键测量包括：主观身体不适感（5点量表评估排队不适程度）、慈善捐赠行为（通过修改的独裁者游戏测量，参与者分配10欧元代金券给虚构的天主教慈善机构"Caritas Foundation of Mercy"和宗教中立的国际红十字会）。为减少实验者需求效应和社会信号混淆，捐赠决策在私人设备上匿名进行。数据分析采用双限Tobit回归模型，处理捐赠数据的截断特性，并考察不适感、地域性（本地vs非本地）和天主教认同对捐赠行为的交互影响。

研究结果

总体捐赠模式显示宗派偏好

参与者平均向慈善机构捐赠4.30欧元，保留5.71欧元。捐赠呈现明显的内群体偏爱：向天主教慈善机构平均捐赠3.34欧元，而向红十字会仅捐赠0.95欧元，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差异显著（t(145)=7.29, p<0.001），表明参与者普遍表现出对宗教内群体的优先关怀。

不适感特异预测宗派利他

回归分析显示，不适感对捐赠行为有预测作用，但这种效应仅体现在内群体捐赠上。不适感每增加1单位，向天主教慈善机构的捐赠增加2.06欧元（p<0.001），而对红十字会的捐赠无显著影响。结果导致不适感显著预测内群体偏爱程度（b=1.56, p<0.001）。这表明仪式成本主要强化的是身份一致的亲社会行为，而非普遍利他主义。

地域性和认同的调节作用

本地参与者表现出更强的捐赠倾向，这一效应主要由对内群体慈善机构的捐赠驱动（b=5.42, p<0.001）。更重要的是，不适感与地域性存在显著交互作用：本地参与者的不适感与向天主教慈善机构捐赠呈正相关（b=2.82, p<0.05），而非本地参与者中这种关系较弱。天主教认同强度也显著预测内群体偏爱程度（b=0.47, p<0.05），但不影响总捐赠额。

可视化结果验证理论预期

预测值图表清晰显示，随着不适感增加，本地参与者向天主教慈善机构的捐赠呈陡峭上升趋势，而非本地参与者曲线相对平缓。对红十字会的捐赠在不同不适感水平和地域性条件下均保持稳定低水平。这一模式支持了自我信号理论的预期：身份相关的成本对自我推断最具诊断价值。

讨论与意义

这项研究为长期存在的理论主张提供了实证支持：仪式不仅仅是社会凝聚力的象征，它们积极塑造着这种凝聚力。然而，这种凝聚力既非均匀分布也非不加区分——仪式参与，特别是伴随身体不适时，选择性地增强了对制度内群体的慷慨行为。

研究结果对信号理论提出了重要细化。主观不适感——一种内部体验而非可观察行为——的预测力表明，参与者的私人心理状态影响了其道德决策。该效应特异于天主教慈善机构，表明自我信号强化的是身份一致而非普遍亲社会行为；在本地参与者中更强的效应则符合理论预期：身份相关成本对自我推断最具诊断价值。

与传统人际信号理论预测相反（预测总体成本更高的非本地参与者应表现出最强的亲社会效应），实际发现表明参与者将自身的努力忍耐作为天主教承诺的内部证据。研究者通过分析自然变化的成本，有效控制了基线动机，将努力效应与简单自我选择分离开来。换言之，更高的不适感不仅仅是预先存在承诺的标志，还可能帮助强化或加强了他们的认同和道德取向。

这些效应的非均匀性揭示了仪式社会功能的边界条件。本地参与者——那些可能更认同梵蒂冈的罗马居民——捐赠更多，且其慷慨不成比例地指向天主教慈善机构。这表明仪式的社会效应受到预先存在的身份结构调节，与宗派利他模型相呼应，该模型认为利他和群际偏见共同进化以促进群内合作和群间竞争。

宗教认同进一步塑造了这一动态：更强认同天主教的个体表现出更强的内群体偏爱，但非更大总体慷慨。这些发现强化了共享信念系统强化道德偏好层级而非促进不加区别利他主义的观点。因此，虽然仪式服务于加强内部团结，它们也可能作为社会分化的工具，巩固社会边界并增强群内承诺。

方法论上，自然主义设计通过捕捉实时、真实、情绪饱满仪式中的行为提高了生态效度。依赖变量基于观察而非假设或自我报告行为，这在宗教等容易受到社会期望效应影响的领域尤为重要。尽管横断面设计限制了因果推断，但效应的特异性——限于本地参与者且对中立慈善机构无效——使简单的反向解释可能性降低。

这些结果对理解制度如何在多元社会中培养道德对齐和社会凝聚力具有启示。远非仅仅是传统的象征性遗迹，国家仪式似乎实时塑造道德偏好和行为——特别是在认同仪式制度背景的个体中。这表明仪式可以作为战略对齐的工具，在政治或精神过渡时期强化合法性和团结。

然而，研究结果也强调了这种影响力的选择性。仪式艰辛似乎放大了预先存在的道德层级，强化了内群体边界。在意识形态碎片化加剧的时代，这些动态引发了关于公共仪式双重功能的紧迫问题：虽然一些参与者被拉得更近，其他人可能保持不动甚至疏远。理解这种双重性对于设计旨在培养包容性团结而非排他性忠诚的公民仪式至关重要。

总之，这项研究表明大型公共仪式不仅仅是共享价值的象征性肯定——它们是实时塑造道德行为的心理活性结构。然而，其影响力并非中立：它通过身份透镜运作，强化与内群体的团结而不必然延伸至外群体。因此，仪式可以同时服务于整合和分化功能，加深内部人的社区联系同时锐化与外部人的象征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