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源重组状态决定晚期卵巢癌患者接受间歇性肿瘤细胞减灭术联合腹腔热灌注化疗的无病生存期

《Gynecologic Oncology Reports》：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status drives disease-free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ovarian cancer undergoing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at the time of interval debulking surgery

本研究针对晚期卵巢癌患者，探讨了间歇性肿瘤细胞减灭术（IDS）联合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的疗效差异，重点分析了同源重组（HR）状态对无病生存期（DFS）的影响。通过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HR缺陷（HRD）患者DFS显著优于HR正常（HRP）患者（40.5 vs. 11.4个月，p=0.0001），而HIPEC方案（单用顺铂或联合紫杉醇）未显著改善DFS。研究强调肿瘤遗传特征而非HIPEC方案是预后的关键驱动因素，为个体化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卵巢癌作为妇科恶性肿瘤中的"隐形杀手"，其治疗困境一直困扰着临床医生。尽管手术联合化疗是标准方案，但晚期患者复发率居高不下。近年来，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技术的出现为晚期卵巢癌患者带来新希望——通过术中直接向腹腔灌注加热的化疗药物，旨在清除残余病灶。然而，HIPEC是否真正改善患者生存？不同化疗方案（如顺铂单药 versus 顺铂联合紫杉醇）效果如何？更重要的是，随着精准医疗时代到来，肿瘤的分子特征（如同源重组状态）是否会影响治疗效果？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至关重要。

为解答这些问题，Khrystyna Levytska等研究人员在《Gynecologic Oncology Reports》上发表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该研究纳入2018-2024年间在洛杉矶两家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74例晚期卵巢癌患者，分为三组：单纯IDS组（20例）、IDS+顺铂HIPEC组（28例）和IDS+顺铂/紫杉醇HIPEC组（26例）。研究团队通过系统收集临床资料，重点分析了手术相关指标、术后恢复情况以及无病生存期（DFS），并首次将同源重组（HR）状态作为分层因素纳入分析。

研究方法的核心技术

研究采用回顾性图表审查法，通过诊断和手术编码筛选患者。关键方法包括：1) 同源重组状态判定：结合胚系和体细胞基因检测（采用Caris Life Sciences、Myriad MyChoice CDx等平台），将携带BRCA1/2致病突变、HRD阳性分子谱或非BRCA HR相关致病突变的患者归类为HR缺陷（HRD）；2) 生存分析：使用Kaplan-Meier曲线和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DFS差异；3) 统计方法：对连续变量采用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分类变量使用卡方检验。所有分析均通过GraphPad Prism软件完成。

研究结果

患者特征

三组患者在年龄、种族、疾病分期等基线特征上无显著差异。大多数患者为白人（45.9%）或西班牙裔（40.5%），诊断为III期卵巢癌（83.8%），组织学类型以高级别浆液性癌为主（90.5%）。

手术与术后恢复

HIPEC组手术时间显著长于非HIPEC组（顺铂组377分钟、联合组400分钟 vs. 非HIPEC组159分钟，p<0.0001）。但术后肠功能恢复时间（约3天）、II-IV级并发症发生率（p=0.39）等指标组间无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顺铂单药HIPEC组住院时间最长（4.5天），而联合治疗组最短（3.6天，p=0.002）。

HR状态与生存分析

全队列中，HRD患者占比39.2%（29/74）。生存分析显示，HRD患者中位DFS显著优于HRP患者（40.5个月 vs. 11.4个月，风险比0.32，p=0.0001）。这一优势在HIPEC亚组中尤为突出：顺铂组HRD患者DFS达52.5个月（vs. HRP 11.2个月，p=0.015）；联合治疗组HRD患者中位DFS甚至未达到（vs. HRP 14.0个月，p=0.019）。然而，不同HIPEC方案间DFS无显著差异（非HIPEC组17.0个月、顺铂组13.9个月、联合组19.3个月，p=0.85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首次系统评估了HR状态在HIPEC时代对晚期卵巢癌预后的影响。结果表明，HRD而非HIPEC方案选择是生存的关键决定因素。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认知——即使采用积极的局部治疗（如HIPEC），肿瘤的分子特征仍主导治疗反应。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期间PARP抑制剂（针对HRD患者的靶向药物）的广泛应用可能掩盖了HIPEC的潜在益处。这种"治疗范式转变"凸显了精准医疗的重要性：对于HRD患者，PARP抑制剂可能提供足够生存获益，而HIPEC的附加价值需进一步验证。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回顾性设计、样本量较小以及HIPEC方案随时间变化带来的混杂因素。然而，其重要价值在于提出了关键科学问题：在PARP抑制剂时代，HIPEC是否仍具临床意义？未来需要前瞻性研究（如GOG-3068试验）明确两种治疗方式的协同作用。总之，该研究强调应基于肿瘤生物学而非单纯技术优化来制定治疗策略，为晚期卵巢癌的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