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社会视角下蒙特利尔正统犹太社区SARS-CoV-2血清阳性率的影响因素解析

《Heliyon》：A biosoci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SARS-CoV-2 seroprevalence in an Orthodox Jewish community

本研究针对SARS-CoV-2疫情期间少数族裔群体感染风险不均等问题，通过混合方法深入探讨蒙特利尔正统犹太社区的高血清阳性率（42.5%）成因。研究发现，文化习俗、宗教活动密集性及对政府信任度低等生物社会因素共同导致该社区感染率显著高于加拿大平均水平，为制定包容性公共卫生策略提供了关键实证依据。

　　

在全球新冠大流行的阴影下，传染病从未平等地影响所有人群。历史数据表明，社会边缘化和少数族裔群体往往承担着更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负担。蒙特利尔的正统犹太社区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与加拿大整体人口相比，该社区在SARS-CoV-2疫情中经历了显著更高的 morbidity（发病率）和 mortality（死亡率）。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紧密社会联系的群体，他们因居住模式、生计方式、宗教实践以及与主流社会的互动关系而面临独特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并非独有，而是与全球许多少数族裔群体共享的特征。

为什么这个群体会受到如此不成比例的影响？是生物因素主导，还是社会文化因素更为关键？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一支由麦克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研究人员领导的团队开展了一项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发表在《Heliyon》期刊上。研究没有局限于传统的流行病学调查，而是采用了生物社会（biosocial）视角，将实验室血清学检测与人类学访谈相结合，试图揭示病毒传播背后的复杂动力。

研究方法的核心支柱

研究采用并行收敛混合方法设计，在2021年6月至2022年5月期间招募了252名蒙特利尔正统犹太社区成员。核心方法包括：

1. 1.
   血清学检测：通过多重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MSD）检测参与者血液样本中的SARS-CoV-2刺突蛋白（S）和核衣壳蛋白（N）特异性IgG抗体以及ACE2中和抗体，以确定感染史和免疫反应。
2. 2.
   横断面调查：使用改编自COVID-19免疫任务组（CITF）的问卷，收集人口统计学、健康行为、COVID-19症状、预防行为及公共信任度等数据。
3. 3.
   定性访谈：对30名成年参与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深入探究其社区生活经历、对疫情的看法、与卫生当局的互动等，并进行主题分析。
   社区合作伙伴Refuah V'Chesed诊所协助了招募工作，研究获得了蒙特利尔首席拉比的批准。

研究结果揭示高感染率与复杂成因

3.1. 人群特征与高流动性

研究队列以26-67岁的 working age adults（工作年龄成人）为主（60%）。一个显著特征是高达82%的参与者自2020年1月后有过出国旅行史，反映了该社区跨国家庭网络的活跃性。大多数参与者受教育程度为Yeshiva（犹太经学院）水平。

3.2. 惊人的感染相关血清阳性率

血清学分析显示，针对SARS-CoV-2刺突蛋白的感染相关血清阳性率高达42.5%（95% CI, 36.4%–49.0%），针对核衣壳蛋白的血清阳性率为14.38%（95% CI, 10.3%–19.6%）。这一数值远高于同期魁北克省的估计水平（例如，疫苗推出和省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前，省估计值为2.37%）。儿童（0-17岁）的刺突蛋白血清阳性率最高（53.1%），但不同性别间无显著差异。核衣壳蛋白抗体阳性率较低且随年龄增长而增加，这与报道的核衣壳抗体衰减速度快于刺突蛋白抗体的现象一致。

3.3. 公共卫生行为与症状的关联分析

令人意外的是，研究未发现自我报告的戴口罩、保持身体距离、避免人群聚集等公共卫生预防行为与血清阳性率之间存在显著统计学关联。在症状分析中，一些COVID-19特异性较强的症状，如嗅觉减退、味觉减退和异常疲劳，与较高的血清阳性率相关。而腹泻则与较低的血清阳性率相关。这提示在社区环境中，参与者可能难以区分COVID-19与其他引起类似症状的疾病。

3.4. 疫苗接种后的抗体动态

对172名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参与者进行纵向追踪发现，接种第一剂疫苗一个月后，抗SARS-CoV-2刺突蛋白IgG抗体滴度和ACE2中和能力均出现急剧上升。但在接种第二剂疫苗后3-5个月及6-8个月时，抗体水平出现下降，不过未完全回落至接种前水平。ACE2中和活性的变化与抗体滴度正相关。若根据基线时是否感染过病毒（基于刺突蛋白IgG阳性）对参与者进行分层，可观察到在接种第一剂疫苗后，既往感染者的抗体和中和反应有略高的趋势，但在第二剂疫苗接种后，与未感染过病毒的参与者相比，差异不再明显。研究还检测了对Omicron变异株BA.1和XBB.1的抗体反应，发现其滴度远低于对原始武汉株的反应，这表明无论是既往感染还是两剂 homologous vaccination（同源疫苗接种），对Omicron变异株的保护作用都很有限。

3.5. 定性探究揭示深层社会文化因素

定性访谈揭示了导致高传播率的深层生物社会因素。蒙特利尔正统犹太社区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多个 subgroups（亚群）组成，各亚群追随的拉比在疾病传播和疫苗问题上可能存在不同甚至分歧的意见，这影响了信徒的理解和依从性。维护宗教仪式生活的完整性至关重要，例如，即使在公共卫生指令要求停止大型集会后，一些 synagogue（犹太会堂）和 minyanim（小型祈祷 quorum）的活动仍在继续，部分 mikvah（仪式浴池）也秘密运营。尽管该社区普遍接受儿童疫苗接种，但关于SARS-CoV-2疫苗影响女性生育能力的恐惧（通过跨国信息网络传播）是某些亚群最初抵制疫苗的重要原因。此外，作为 visible minority（可见的少数族裔），社区成员报告遭受了刻板印象、歧视和过度监管（如邻居因感知其违反防疫规定而报警、在社区内被紧盯），这加剧了对外部社会的不信任感以及对政府公共卫生指令的抵触。

结论与启示：迈向包容性公共卫生

本研究通过生物社会混合方法，揭示了蒙特利尔正统犹太社区在SARS-CoV-2奥密克戎变异株出现前即存在异常高的感染相关血清阳性率（42.5%）。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归因于个体预防行为的依从性，而是与一系列交织的生物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包括密集的宗教和社会活动、跨国网络带来的高流动性、社区内部对疾病和疫苗的差异化认知、对政府当局的信任缺失以及遭受的社会污名化和歧视。

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它强调，对于像正统犹太社区这样具有独特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的群体，一刀切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可能效果有限，甚至因不信任而适得其反。成功的传染病预防和缓解策略需要考虑社会文化背景。公共卫生当局应优先与少数族裔社区建立信任，进行有意义的磋商，了解其宗教信仰和实践，利用社区内部的沟通渠道和领导力来有效传播健康信息。采用参与式方法（participatory approach），让社区从研究设计到实施都参与进来，是制定文化适宜性应对措施的关键。此外，研究支持采用更全面的分析模型，如共病现象（syndemic） 框架，来理解传染病在弱势群体中如何与各种社会逆境协同作用。

总之，这项研究不仅量化了一个特定少数族裔社区在疫情中的沉重负担，更重要的是，它通过生物社会透镜，深刻剖析了负担背后的深层原因，为未来如何更公平、更有效地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