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海外医学毕业生的"人才流失"之谜：班级规模与人类发展指数的交互影响

《Israel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Research》：“Brain drain” amongst Israeli physicians who graduated abroad

本研究针对以色列卫生部(MOH)此前基于有限数据估算的30%海外医学毕业生不归国率，通过WhatsApp对2023-2024年毕业于Yatziv改革认可的外国医学院的以色列医师进行结构化在线调查。研究发现，基于101份有效问卷（代表37个班级约1048.5名毕业生）计算的自报班级层面不归国率为9.7%，远低于预期，但国家间差异显著（0%至40.5%）。研究进一步揭示班级规模与不归国率呈负相关(ρ=-0.51)，而人类发展指数(HDI)与不归国率呈正相关(ρ=0.53)。多元回归模型表明班级规模、HDI及其交互作用能显著预测不归国率(Adj. R2=0.31)。此结果为以色列制定针对性医师回流政策及改进卫生人力规划数据提供了关键实证依据。

　　

在当今全球化的医疗人才市场中，医师的跨国流动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对于以色列这样一个OECD国家中外国培养医师比例最高（约58%）的国家而言，理解其公民在海外获得医学学位后的归国选择至关重要。以色列国内医学院校容量有限，迫使大量学生远赴他国求学，而卫生部此前估算约有30%的海外毕业生不会回国执业，这一数字却因数据有限而备受质疑。这种不确定性给以色列本已紧张的医疗卫生系统带来了巨大的人力规划挑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Tomer Swechinsky和Rachel Berner-Shalem在《Israel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Research》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旨在揭开以色列海外医学毕业生"人才流失"的真实面纱。他们不仅试图验证官方估计的准确性，更希望探究影响这些未来医师去留决策的关键因素。

为了回答这些紧迫的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基于调查的实证研究。他们分析了以色列卫生部提供的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2024-2025年通过WhatsApp向2023-2024年毕业于Yatziv改革认可的外国医学院的以色列医师发放的结构化在线问卷。研究最终纳入了101份有效回复，覆盖11个国家的37个班级，总计约1048.5名毕业生。核心分析指标是班级层面的自报不归国率，即班级中未返回以色列执业毕业生的比例。数据分析采用了非参数统计方法（如Spearman相关）和多元线性回归，并引入国家层面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背景变量。数据可靠性通过在同一班级内寻求多个回复并进行中位数聚合来增强。

结果

整体不归国率

研究发现，总体不归国率为9.7%，远低于以色列卫生部此前估计的30%。然而，不同班级的不归国率差异巨大，四分位距(Q1-Q3)为0-40%，表明归国行为存在显著异质性。

班级规模与不归国趋势

分析揭示了一个显著的趋势：班级规模与不归国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ρ = -0.51, p = 0.0011)。

这意味着，拥有更多以色列同学的班级，其毕业生整体回国比例更高。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大班级能形成更强的同胞社群，维系与祖国的联系；而小班级的学生可能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

与HDI的相关性

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显示出双重关联。一方面，HDI与班级规模呈负相关(ρ = -0.72, p < 0.001)，即高HDI国家通常吸引的以色列学生较少。另一方面，HDI与不归国率呈正相关(ρ = 0.53, p = 0.0007)。

这表明，在发达国家（如意大利、捷克共和国）学习的毕业生，留在当地的意愿更强烈，可能源于更好的生活条件、职业机会或研究环境。

不同国家的归国差异

国家间的差异十分明显。约旦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的毕业生不归国率最低（分别为0%和3.4%），这很可能得益于其地理与文化上的亲近性。相反，意大利和捷克共和国的比率则高达40.5%和29.2%。值得注意的是，波兰虽然HDI较高，但归国率也很高，研究者推测这可能与波兰医疗体系自身的挑战（如工作负荷过重）有关，降低了以色列毕业生留下的吸引力。

多元回归分析

一个包含班级规模、HDI及其交互项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显著预测了不归国率的变化(调整后R² = 0.31, p = 0.002)。模型中所有预测因子（班级规模、HDI及交互项）均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表明这两个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毕业生的去留决策。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以色列海外医学毕业生的实际不归国率（9.7%）显著低于官方预期，但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模式。班级规模和国家发展水平（以HDI为代表）被证明是强有力的预测指标。较小的班级规模和较高的HDI值均与较高的不归国风险相关，且两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这意味着，在高度发达国家就读且同胞圈子较小的学生，是最可能流失的人才。

与加拿大（非归国率超75%）或欧洲国际医学项目（约60%未归国或前往第三国）等国际数据相比，以色列毕业生的归国意愿相对较高，这可能反映了国家认同、地理邻近性以及回国执业路径相对通畅等因素的积极影响。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相反，研究结果强调了"一刀切"的回流激励政策可能效率低下。政策制定需要更具针对性。

基于此，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首先，应加强对海外学生的专业支持（如学术指导、临床准备项目），以维持其与祖国医疗体系的联系。其次，鼓励学生在以色列医疗资源短缺地区（如内盖夫和加利利）完成临床实习，这可能促进其长期服务。第三，考虑到班级规模的保护性效应，可引导学生选择那些已形成较大以色列学生群体的、质量高的医学院。第四，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建立更完善的海外以色列医学生自愿登记系统，并优化数据收集（如在实习入职表中加入简单追踪问题），为精准的人力规划奠定基础。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局限，如数据基于同辈自报、样本代表性可能不足（回复率38.9%），且未考察个人层面的社会经济或职业动机。以色列国内近期的重大事件（如司法改革辩论、10月7日战争）也可能影响归国决策，但未能进行分析。尽管如此，这项研究首次为以色列海外医学毕业生的人才流动提供了基于实证的细致描绘，指明了未来研究和政策干预的关键方向。它提醒我们，在全球化的人才竞争中，理解微观选择背后的宏观规律，是赢得这场人才保卫战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