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年龄:正念饮食与食品标签阅读态度如何影响不同世代的健康差异——一项横断面研究

《BMC Public Health》:Beyond age: understanding how mindful eating and food label reading shape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health outcomes – a cross-sectional study

【字体: 时间:2025年10月30日 来源:BMC Public Health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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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针对全球肥胖和饮食相关慢性病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探讨了代际差异在饮食行为中的作用。研究人员通过横断面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地区X、Y、Z三代人群的正念饮食(ME)、食品标签阅读态度(LRA)与人体测量指标(BMI、WC、WHR)及自评饮食质量(SRDQ)的关系。研究发现,Z世代ME和LRA水平最低,且与较差的SRDQ和特定人体测量风险相关。研究强调了从早期改善营养素养和正念饮食习惯对促进长期健康可持续性的重要性。

  
在全球范围内,不健康饮食行为的转变正悄然影响着人们的食物摄入,加剧了肥胖和各种慢性病的流行。个体的饮食习惯如同一张复杂的网,不仅受到生物本能和饥饱机制的牵引,更与年龄、性别、文化信仰、教育水平、经济状况乃至科技使用和媒体曝光等众多社会人口和环境因素息息相关。因此,深入理解不同年龄群体,特别是具有相似社会经历和价值观的“世代”之间在饮食行为上的差异,对于制定精准有效的公共卫生策略显得至关重要。目前,尽管有研究初步揭示了不同世代在饮食行为和习惯上存在差异,但将正念饮食、食品标签阅读态度、人体测量指标以及自评饮食质量等多个关键变量置于同一代际框架下进行系统建模的研究尚属空白。这正是由Altinok等人发表在《BMC Public Health》上的研究所要探索的前沿领域。
为了回答世代差异如何通过行为因素影响健康结局这一核心问题,研究人员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横断面研究。该研究招募了2725名来自X世代(1965-1976年出生,n=786)、Y世代(1977-1994年出生,n=933)和Z世代(1995-2009年出生,n=1006)的参与者。研究采用面对面访谈的形式收集数据,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 使用经过信效度检验的正念饮食问卷(MEQ)和食品标签阅读态度量表评估核心行为变量;2) 由研究人员直接测量身高、体重、腰围(WC)和臀围,并计算体重指数(BMI)和腰臀比(WHR)作为人体测量风险指标;3) 通过单一问题让参与者自评其当前饮食行为和饮食质量(SRDQ);4) 最终利用结构方程建模(SEM)这一强大的统计分析工具,来检验世代群体通过ME和LRA对健康结局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这项研究的一个显著优势在于其样本量(n=2725)通过了事先的统计功效分析,确保了检测模型中小效应的能力。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参与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显示,三代人在教育水平、就业状况、吸烟、饮酒和慢性病史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例如,Z世代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最高(83.8%),但其就业率(38.8%)却低于Y世代(78%)。在核心研究变量上,Z世代的ME得分(3.25 ± 0.52)、LRA得分(68.33 ± 16.71)以及认为自身饮食“健康”的比例(30.0%)均为三代中最低。相反,X世代在BMI、WC和WHR的各项风险指标上均显著高于Y和Z世代,这符合年龄增长伴随体成分不利变化的普遍规律。
结构模型评估结果
研究构建的四个结构方程模型(分别以WC、WHR、BMI和SRDQ为内生变量)拟合指数良好,表明假设关系与数据兼容。
世代、人体测量变量与SRDQ之间的路径
模型分析揭示了变量间的复杂关系。ME水平在Y世代和Z世代均显著低于X世代。ME对LRA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控制了ME的影响后,Z世代的LRA显著低于X世代,而Y世代的LRA反而高于X世代。ME与较低的WC和BMI显著相关,而LRA则与较低的WHR和较高的SRDQ显著相关。与X世代相比,Y和Z世代显示出显著更优的WC、WHR和BMI,但SRDQ水平却更低。间接效应分析进一步表明,世代对健康结局的影响部分是通过ME和LRA这些行为变量介导的。例如,Z世代较低的ME水平通过间接路径与较高的BMI相关,而其较低的LRA也与较高的WC和WHR风险相关。此外,Y世代和Z世代较低的ME以及ME与LRA的联合效应,是导致其SRDQ较低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结论部分强调,Z世代表现出的较低的正念饮食和食品标签阅读态度水平,可能对其长期健康可持续性构成威胁,并增加罹患慢性病的风险。尽管从人体测量指标上看,年轻的Z世代当前风险较低,但其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和态度预示着未来潜在的健康隐患。讨论部分将研究发现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指出Z世代较低的ME可能与其高度的数字化暴露(如智能手机使用导致的进食自动化)有关,而其LRA较低则可能源于对复杂标签信息的误解或数字平台广告的影响。相比之下,Y世代对LRA的较高兴趣可能与其关注食品功能性、可持续性等特质相关。研究结果凸显了将营养教育项目与正念饮食训练尽早整合入公共健康策略的重要性,这不仅是改善当前营养行为的有效途径,更有助于预防肥胖、糖尿病和心脑血管代谢性疾病,从而缩小代际健康不平等。当然,研究的横断面设计限制了因果推断,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偏倚,且研究结果在推广到其他文化背景时需要谨慎。未来研究需要采用纵向设计,并辅以更客观的标签理解度测试和行为评估,以更深入地揭示世代、饮食行为与健康结局之间的动态关系。尽管如此,这项研究无疑为制定针对不同世代特点的、精准化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和科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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