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亚历山大市计划生育未满足需求及相关风险因素的医院调查研究：聚焦知识来源、配偶态度与避孕方式认知的影响

《BMC Women's Health》：The unmet needs for family planning and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in Alexandria, Egypt: a hospital-based survey

本研究针对埃及亚历山大市育龄妇女计划生育(FP)未满足需求这一严峻公共卫生问题，通过一项横断面调查（n=2558），揭示了未满足需求率达17.5%。研究深入探讨了相关风险因素，发现从邻里亲戚获取FP知识(aOR=2.17)、丈夫反对避孕(aOR=2.42)会显著增加未满足需求风险，而知晓剖宫产后可使用宫内节育器(loop)则显著降低风险(aOR=0.54)。该研究为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以减少非意愿妊娠、促进生殖健康公平提供了重要本土化证据。

　　

在全球范围内，确保安全孕产始终是一项核心公共卫生目标，而计划生育(FP)被“安全孕产”倡议列为关键支柱之一。有效的计划生育不仅能通过避免非意愿妊娠和过密生育来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改善新生儿结局，还对控制人口增长、减缓贫困以及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然而，一个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希望推迟或限制生育的育龄妇女，却并未使用任何避孕措施，这种情况被称为“未满足的计划生育需求”。据估计，发展中国家约有17%的已婚妇女存在此需求。在埃及，根据2014年埃及人口与健康调查(EDHS)，未满足的计划生育需求从2008年的11.6%上升至2014年的12.6%，而避孕使用率同期从60%下降到58%，凸显了问题的紧迫性。尽管已有研究关注埃及的计划生育需求，但对于亚历山大这样的重要城市，其具体状况、影响因素以及本地化特征仍缺乏深入和最新的了解。为此，Mai Hussein等人开展了一项研究，旨在评估亚历山大市医疗机构就诊妇女的未满足计划生育需求水平，并识别相关风险因素，其成果发表在《BMC Women's Health》上。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于2023年2月至3月在埃及亚历山大省卫生事务局下属的初级医疗中心和医院进行了一项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技术，最终纳入了2558名18-49岁的已婚妇女。数据通过面对面访谈，使用基于文献设计的结构化问卷收集。问卷内容涵盖社会人口学特征、生育史、对计划生育的知识和信念、配偶间沟通、避孕方法使用情况以及未使用现代避孕措施的原因。未满足计划生育需求的定义采用2012年修订的标准，即希望停止或延迟生育但未使用任何现代或传统避孕方法的育龄妇女所占比例。数据分析采用卡方检验、t检验以及单因素和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以识别与未满足需求相关的因素。

参与者 demographics

对2558名已婚妇女的分析显示，未满足计划生育需求的比例为17.5%（448人），需求得到满足的比例为82.5%（2110人）。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33.3±11.1岁。不同健康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El-Amerya区的未满足需求比例最高，达34.5%。

Knowledge and beliefs of family planning

口服避孕药(OCPs)和注射剂是最常用的避孕方法。初级保健单位和妇科医生是主要的避孕知识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对剖宫产后使用宫内节育器可能性的知晓程度以及宗教信仰显著影响需求状况。认为避孕是“允许的”(Halal)的妇女，其需求得到满足的比例(84.5%)高于认为避孕是“禁止的”(Haram)的妇女(72.2%)。知晓剖宫产后可使用宫内节育器的妇女，其需求得到满足的比例(64.6%)显著高于不知晓的妇女(48.4%)。

Interspousal discussion of contraceptive use and fertility preferences

避孕讨论与需求满足情况之间存在强关联。从不讨论避孕的妇女更可能有未满足需求(29.9%)，而总是讨论的妇女需求满足率更高(88.2%)。在期望子女数量上达成一致以及家庭规模决策者是谁也与需求相关。丈夫反对避孕的妇女，其需求得到满足的比例(67.80%)显著低于丈夫不反对的妇女(85.10%)。

Reasons for non-use of modern contraceptives

在未满足需求的妇女中，不使用现代避孕措施的主要原因包括：担心副作用(39.5%)、缺乏避孕方法知识(23.4%)、丈夫外出(13.4%)以及性满意度问题(8.0%)。此外，少数妇女的伴侣(2.6%)或婆婆(3.8%)会阻止其使用避孕措施。

Risk factors for unmet needs of family planning

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揭示了多个独立风险因素。年龄≥45岁的妇女具有显著更高的未满足需求调整后优势比(aOR=2.60)。居住在城市区域(aOR=0.64)以及居住在Sharque区(aOR=0.44)和Gharb区(aOR=0.23)与较低的未满足需求风险相关，而居住在El-Gomrok区则风险较高(aOR=1.44)。从邻里和亲戚获取计划生育知识显著增加了未满足需求的风险(aOR=2.17)。相反，知晓剖宫产后可使用宫内节育器显著降低了风险(aOR=0.54)。曾经历过所有避孕方法相关并发症的妇女，其未满足需求风险更高(aOR=1.80)。在配偶沟通方面，与从不讨论相比，有时讨论(aOR=0.54)或总是讨论(aOR=0.43)避孕使用均显著降低未满足需求风险。在子女数量决策上，由夫妻共同决策(aOR=0.64)或由丈夫决策(aOR=0.57)相比妻子单独决策风险更低。丈夫反对避孕使用是显著的风险因素(aOR=2.42)。

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揭示了亚历山大市已婚育龄妇女未满足计划生育需求的程度及其复杂的影响因素网络。研究发现，需求水平(17.5%)高于此前一些基于人口学的估计，强调了在特定医疗环境背景下问题的严重性。研究结果突出了几个关键且可干预的领域：首先，信息获取渠道至关重要，从非正规渠道（如邻里亲戚）获取信息可能传播误解或片面的知识，反而增加风险，这提示需要加强来自专业医疗人员的准确、全面的避孕知识普及。其次，对特定避孕方法（如剖宫产后放置宫内节育器）的认知能显著促进避孕使用，表明提高对有效、长效避孕措施可及性和安全性的认识是重要干预方向。再者，配偶间的动态关系，特别是丈夫的态度和夫妻间的沟通，对妇女的避孕实践有着决定性影响，这呼吁计划生育项目需要更积极地纳入男性参与和促进夫妻共同决策。此外，对副作用的恐惧仍然是阻碍避孕使用的主要障碍，这要求医疗服务提供者加强避孕咨询，包括详细解释方法的利弊、管理预期和处理已发生的副作用。研究也指出了地域差异的存在，提示政策和资源分配需要考虑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总之，这项研究为亚历山大市乃至埃及制定更具针对性、更有效的计划生育干预策略提供了宝贵的本地化证据。通过解决知识差距、改善服务质量、促进配偶沟通和应对特定担忧，可以有效地降低未满足的计划生育需求，从而减少非意愿妊娠，改善孕产妇和儿童健康结局，并促进生殖健康领域的公平性。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将心理健康、慢性疾病影响以及私营部门服务纳入考量，以更全面地理解和支持妇女的生殖健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