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选择式单身母亲(SMC)的人口特征、动机与经历的系统评价
《Reproductive Health》:A systematic review on the demographics, motivations, and experiences of single mothers by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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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30日
来源:Reproductive Health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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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综述系统评价了26项研究,聚焦于高收入国家中通过配子捐赠辅助生殖技术(ART)主动选择成为单身母亲的女性群体。结果显示,选择式单身母亲(SMC)通常为高学历、经济独立的30多岁女性,其决策主要源于长期生育愿望、缺乏合适伴侣及年龄相关的生育力(fertility)下降担忧。证据一致表明,SMC家庭中的母亲幸福感、母子关系质量及儿童心理社会发展(child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均呈现积极结果,有力地挑战了传统家庭结构作为最优儿童成长环境的观念,并倡导对生殖自主权(reproductive autonomy)和家庭多样性的更大认可。然而,研究多集中于欧洲背景,其结论的全球普适性受限。
在当代高收入国家,一个日益显著的社会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选择不依赖男性伴侣,而是通过捐赠者人工授精等辅助生殖技术(ART)主动成为母亲,她们被称为“选择式单身母亲”(SMC)或“独抚母亲”。这一群体的兴起引发了关于家庭构成、生殖伦理以及儿童福祉的广泛讨论。本篇综述旨在系统整合现有研究,深入剖析SMC的人口学特征、决策动机、生活体验以及其家庭内部的母子关系。
数据显示,选择单身生育的趋势正在快速增长。例如,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学管理局(HFEA)报告显示,接受捐赠精子生育治疗的单身女性数量从2019年的3,147人显著增加至2022年的5,084人。在西班牙,估计约有40%接受生育治疗的女性为单身。这些女性通常并非不孕,而是在特定生活情境下,将单身母亲身份作为一个明确的家庭计划。生育推迟是许多高收入国家的普遍现象,由教育年限延长、职业发展、经济压力等多种社会经济学因素共同导致。辅助生殖技术(ART)因而成为许多面临社会性生育障碍(如单身状态)的个体实现父母梦的重要途径。然而,尽管在减少ART获取不平等方面取得进展,单身女性接受生育治疗的权利仍时常受到质疑,其核心争议点往往围绕对儿童福祉的担忧。
本综述严格遵循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PRISMA)指南,对截至2024年12月的多个学术数据库进行了全面文献检索。经过严格筛选,最终纳入了26项符合标准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来自英国、瑞典、丹麦、以色列、美国、澳大利亚、挪威、西班牙、德国和法国等国家,涵盖了定量、定性及混合研究方法。所有纳入研究的质量均使用CASP(Critical Appraisal Skills Programme)清单进行了评估。
分析揭示了SMC群体清晰且一致的人口学特征。她们通常处于三十多岁后期,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相较于有伴侣接受治疗的女性往往年长3-4岁。这是一个普遍受过良好教育、拥有稳定全职工作和可观收入的群体,显示出较强的社会经济稳定性。例如,一项瑞典的多中心研究发现,单身女性拥有更高学历、更高收入职业且更常从事全职工作的比例更高。
驱动单身女性选择通过ART成为母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核心动机异常突出:即实现母职的强烈且持久的个人愿望。对许多女性而言,成为母亲是一个长期的人生目标,当面临“生物钟”的压力和缺乏合适伴侣的现实时,她们选择不再等待。研究表明,70%的单身女性是感到“时间不等人”而做出决定。绝大多数SMC曾有稳定的恋爱关系,但或因关系不适宜,或因伴侣不愿生育,或因时机不对,最终未能如愿。因此,这一决定常被描述为一种务实、深思熟虑且赋权式的选择,反映了社会对家庭构成观念的深刻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选择了独立育儿,许多SMC仍对未来寻找到伴侣抱有期望。
SMC的育儿之旅充满独特性,但也获得了相应的支持。研究发现,SMC能从其社交网络(家人和朋友)中获得大量支持。例如,超过半数的SMC报告在育儿初期获得了家人和朋友的大量支持。单身母亲通常预期自己的母亲将成为育儿过程中最重要的支持者,而有伴侣的女性则通常指望其伴侣。在医疗保健系统中,当医护人员能够认识到SMC的特殊情况并提供个性化支持时,她们能从中极大受益。例如,在挪威(当时ART对单身女性尚未合法),SMC非常重视医护人员对其决定的尊重、倾听和理解。然而,常规的产前护理套餐有时无法满足其需求,她们呼吁能有针对单身父母量身定制的信息,以及与同类女性组成的小组交流经验,这被视作为育儿做准备的关键。SMC们也表达了对孩子成长中缺乏父亲形象的普遍关切,但她们会积极为孩子寻找男性榜样,如亲属或朋友,以应对这一挑战。在对待捐赠者态度上,SMC们表现出多样性,但总体倾向于开放沟通,大多数母亲计划或已经较早地向孩子告知其捐赠来源。
最有力的发现来自于对SMC家庭结局的评估。证据一致表明,SMC在养育过程中表现出高度的满意度和幸福感。研究未发现SMC家庭与双亲家庭在育儿质量、母亲焦虑、抑郁或育儿压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更重要的是,对儿童的评估显示,无论是学步期还是学龄期,SMC的子女在心理调整、社会能力和行为方面均表现出色,未见因家庭结构而导致的额外困难。孩子的良好适应性与养育过程的质量密切相关,而非取决于家庭中父母的数量。关于捐赠者受孕的告知,大多数母亲报告孩子得知真相后表现出中性或混合情绪,好奇心是主要反应,且母亲们普遍对子女未来可能寻找捐赠者信息持开放态度。
本综述指出,尽管SMC在人口特征和动机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但现有的研究在地理分布上存在显著局限,绝大多数集中于欧洲等ART政策相对宽松的西方高收入国家。这限制了对全球不同文化、法律背景下SMC经历的理解。此外,现有研究多基于母亲的报告,未来研究需要纳入子女的视角,并进行更长期的追踪。尽管存在这些局限,现有证据强有力地表明,由单身母亲通过ART有意组建的家庭,与传统的双亲家庭一样,能够为儿童提供健康成长所需的环境。母亲的有意选择、充分的准备以及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是促成积极结果的关键因素。
总而言之,本系统评价描绘了选择式单身母亲(SMC)作为一群通常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为实现母职而做出主动选择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决策反映了社会规范的变化和个体生殖自主权的扩张。研究结果一致表明,SMC家庭中的母亲和子女均能良好适应,母子关系紧密,儿童发展积极。这些发现挑战了将传统双亲家庭视为唯一理想育儿环境的假设,为支持生殖正义、推动包容性生育政策以及认可家庭多样性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未来的研究应拓展至更广泛的文化和法律背景,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一全球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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