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患者药物撤药相关不良事件与再入院风险的关联性研究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y》：Hospital readmissions related to adverse drug withdrawal events in older adults: a pilot study

本研究针对老年患者药物撤药事件(ADWE)导致的再入院问题展开探索，通过回顾性病例分析发现，33.3%的撤药行为可能引发ADWE，其中41.6%的再入院与ADWE相关。研究首次系统验证了ADWE评估方法的可行性，为降低老年患者药物相关再入院率提供了关键循证依据。

　　

当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因为呼吸困难被再次送进医院时，医生们发现这很可能与上次住院时利尿剂的剂量调整有关。这种由药物减量或停药引发的不良事件，正成为老年患者再入院的重要推手。在全球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多重用药(polypharmacy)现象日益普遍，而药物撤药(deprescribing)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却鲜有关注。

药物相关住院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重要挑战。澳大利亚每年约有25万次住院和40万次急诊就诊与药物相关问题(MRPs)相关，其中半数本可避免。国际研究显示，4.6%-12.1%的住院由MRPs引起，而药物撤药相关不良事件(ADWE)作为MRPs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却相对匮乏。ADWE包括生理性撤药反应和基础疾病复发，可能发生在任何临床显著症状的停药或减量过程中。

传统研究多聚焦于抗抑郁药、皮质类固醇等已知易引起撤药反应的药物，但对老年患者常用药物如心血管药物的ADWE风险认知不足。更棘手的是，目前缺乏ADWE评估的金标准，不同研究的结果差异显著——有的显示26%的老年患者经历ADWE，有的则低至2%。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临床医生在实施药物精简时顾虑重重。

为填补这一空白，澳大利亚研究团队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y》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研究。他们首次系统探讨了老年患者ADWE与再入院的内在关联，并验证了ADWE评估方法的可行性。研究选取10名90天内有两次住院经历的老年患者（中位年龄93岁），这些患者均在中位服药10种的情况下经历了药物调整。

研究方法上，团队采用回顾性病例审查设计，重点关注皇家阿德莱德医院老年科患者的医疗记录。通过系统筛查药物撤药事件（包括停药、减量≥50%或药物替代），并由两位资深药师独立评估ADWE发生概率及其与再入院的相关性。评估标准综合考量了症状与基础疾病的关联性、时间关联、替代原因排除等多维因素。

研究结果揭示了令人警觉的现象。在33个药物撤药事件中，7个（21%）可能引发了ADWE，6个（18%）直接导致再入院。这意味着近三分之一（33%）的撤药事件存在ADWE风险，其中80%可能促使患者再次住院。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2次再入院中，5次（41.6%）与ADWE相关，且一名患者可能经历多次ADWE。

药物特异性分析显示，心血管药物尤其是利尿剂是ADWE的主要诱因，在6个可能导致再入院的ADWE中占4例。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仅两例ADWE被判定为生理性撤药反应（涉及奥沙西泮和利培酮），且均与过快的减药速度（剂量减少>50%）相关。

研究进一步发现，虽然66%的撤药行为本身被评估为合理，但21%的撤药方式存在问题——包括缺乏渐进式减量、过大剂量调整或同时停用多种同类药物。这些不当操作导致重新用药的比例（57%）远高于规范撤药（4%）。

讨论部分深入剖析了ADWE发生的潜在机制。研究人员指出，老年患者由于药代动力学改变和多种共病，对药物变化尤为敏感。医院环境中的快速药物调整与社区随访脱节可能加剧ADWE风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利尿剂等需要定期剂量调整的药物，其"撤药"与"常规剂量调整"的界限模糊，这要求未来研究更精确地界定deprescribing的范畴。

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建立了系统的ADWE评估框架，并验证了其在真实世界医疗环境中的适用性。然而，研究也暴露出医疗记录不完整、ADWE与疾病自然进展难以区分等方法论挑战。这些难点恰恰指明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开发标准化ADWE监测工具，建立风险预测模型，以及制定针对性的预防策略。

从临床实践角度，这项研究敲响了安全撤药的警钟。它提示医务人员，药物精简虽有必要，但需遵循"慢病慢治"原则，避免"一刀切"的快速减药。特别是对利尿剂等高风险药物，应建立完善的随访监测计划。临床药师在其中的协调作用至关重要，可通过优化医患沟通和跨团队协作降低ADWE风险。

这项试点研究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老年患者药物安全管理中被忽视的角落。它用科学数据证明，ADWE不再是理论风险，而是导致患者再入院的实际威胁。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如何平衡用药获益与撤药风险，将成为医疗系统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这项研究为后续大规模临床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也为制定个体化撤药方案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