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BMI相关的女性特有癌症：1990年至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和趋势的全面分析以及2040年的预测

《Frontiers in Oncology》：High BMI-attributable female-specific cancer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global disease burden and trends from 1990 to 2021 and projections to 2040

全球高BMI相关女性癌症负担呈显著地域差异：高SDI地区乳腺、卵巢癌负担下降但子宫癌上升，低SDI地区三癌负担加速增长，卵巢癌增速最高（4.49%）。绝对健康不平等扩大，乳腺癌症SII增长73.5%，卵巢癌达95.3%。未来2040年卵巢癌负担预计持续上升，而乳腺和子宫癌负担趋于稳定。研究强调需根据SDI分层制定精准预防策略，整合体重管理与营养干预，优化筛查和代谢支持体系，缩小全球健康差距。

　　随着全球肥胖率的持续上升，高体重指数（BMI）已成为乳腺癌、卵巢癌和子宫癌的重要可改变风险因素。尽管全球范围内的肥胖问题日益严重，但目前缺乏对这些癌症因高BMI导致的长期负担趋势及地区差异的系统评估，特别是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之间。本研究利用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数据，对1990年至2021年间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因高BMI导致的这三种癌症的死亡人数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多种统计方法揭示了这些负担的演变趋势和不平等现象。研究结果为制定更加公平的全球癌症预防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采用了一系列先进的统计工具。首先，通过Joinpoint回归分析，对年龄标准化率（Age-Standardized Rates, ASRs）的长期趋势进行了识别，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时间序列中的显著转折点，并构建出一系列连续的线性段，以更好地拟合数据。其次，使用效率前沿分析，评估了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指数（Socio-Demographic Index, SDI）水平下癌症负担控制的情况，从而确定最佳实践案例。最后，借助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ARIMA）模型，我们对这些癌症负担进行了2040年的预测，该模型特别适用于处理非平稳的流行病学时间序列数据，能够更准确地捕捉复杂的时间模式，从而生成更为稳健的预测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从1990年到2021年，全球范围内因高BMI导致的乳腺癌、卵巢癌和子宫癌的年死亡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从约36,000人增加到超过88,000人，而相关的DALYs则增长了157%，从830,000增加到2,130,000。这些数据表明，这些癌症因高BMI导致的负担正在迅速扩大，构成一个日益严峻的全球健康挑战。不同SDI水平的地区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在高SDI地区，乳腺癌和卵巢癌的负担有所下降，而子宫癌的负担则持续上升；而在低SDI和中等SDI地区，这三种癌症的负担均呈上升趋势。特别是低SDI地区，卵巢癌的负担增长最为显著，其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年均增长率达到4.49%，远高于其他地区。这一趋势表明，随着全球肥胖问题的加剧，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癌症负担正在不断加重，从而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健康不平等现象。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种不平等现象在时间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通过Slope Index of Inequality（SII）和Concentration Index（CI）的计算，我们发现，尽管相对不平等指标（CI）有所下降，表明疾病负担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群体间的相对差距在缩小，但绝对不平等（SII）却持续上升，显示出从高SDI地区到低SDI地区之间的健康负担差距在扩大。这一现象在卵巢癌中尤为明显，其SII值增加了95.3%，表明高SDI地区与低SDI地区之间的疾病负担差距正在迅速扩大。这种不平等不仅影响个体的健康状况，也对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医疗资源有限的低SDI地区，由于缺乏有效的筛查和治疗手段，导致癌症诊断延迟和治疗效果不佳，从而加剧了疾病负担。

研究还发现，不同SDI地区的癌症负担变化具有显著的地理差异。例如，在高收入的亚太地区，乳腺癌的负担出现了显著上升，而西方欧洲和澳大利亚则呈现出下降或稳定的趋势。这可能与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及种族和遗传因素有关。同时，子宫癌的负担在几乎所有高收入地区都持续上升，这提示即使在医疗条件较好的地区，也面临着严重的健康挑战。相比之下，一些中等收入地区，如阿根廷和中亚，尽管整体趋势显示癌症负担上升，但某些情况下却出现了下降，这可能与这些地区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施或存在某些保护性因素有关。

在年龄分层分析中，我们发现这些癌症的负担随年龄增长而增加，但乳腺癌表现出独特的年龄分布模式。在20至49岁年龄段，乳腺癌的负担为负，可能反映了高BMI对某些未绝经乳腺癌亚型的保护作用。然而，绝经后，随着脂肪组织成为主要的雌激素来源，以及年龄相关的代谢功能障碍增加，乳腺癌的负担急剧上升，特别是在9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这种年龄相关的负担模式揭示了BMI对乳腺癌风险的复杂影响，同时也为制定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策略提供了依据。

为了深入理解这些负担变化的驱动因素，我们采用了Das Gupta分解方法，将变化归因于人口增长、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年龄特异性负担率的变化。结果显示，人口增长是三种癌症负担上升的主要原因，占DALYs增长的70%以上。此外，年龄结构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负担的演变，尤其是在高SDI地区，随着人口老龄化，乳腺癌死亡率下降，而子宫癌死亡率上升。这些发现表明，癌症负担的变化不仅与人口数量有关，还与年龄结构和疾病发生率密切相关。

未来负担的预测分析显示，到2040年，卵巢癌的负担将继续显著上升，而乳腺癌的负担可能保持稳定，子宫癌的负担则可能趋于平稳。这一预测基于历史数据的趋势，考虑了全球肥胖的持续上升、BMI与癌症发生之间的延迟效应，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医疗资源的结构性差异。这些预测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帮助他们评估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GBD 2021的数据是基于模型的估计，因此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由于使用的是聚合数据，我们无法进行亚型特异性分析，尽管不同亚型可能与不同的风险因素相关。研究还依赖于BMI作为单一的肥胖指标，而未能全面考虑其他代谢综合征的组成部分，如中心性肥胖、血脂异常、高血压和胰岛素抵抗等，这些因素可能对癌症的发生具有协同作用。因此，将疾病负担仅归因于BMI可能会低估其他代谢异常的综合影响，并掩盖BMI与癌症之间的具体机制。此外，研究未纳入其他关键的生活方式因素，如特定饮食模式、酒精摄入、口服避孕药使用和体力活动水平等，这些因素在癌症风险中具有重要作用。由于这些变量的排除，可能会影响对BMI与癌症之间关系的准确评估。最后，ARIMA模型基于历史数据进行预测，因此无法完全考虑未来可能的重大公共卫生干预或社会变迁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高BMI导致的乳腺癌、卵巢癌和子宫癌负担在全球范围内的上升趋势及其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显著差异。这一发现强调了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营养干预、饮食调整和生活方式管理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医疗资源有限的低SDI地区。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需要采取多层次的策略，包括个体层面的干预措施、社区和临床系统的支持，以及宏观政策层面的改革。这些措施应根据不同的SDI水平进行定制，并确保其可扩展性和成本效益，以实现更广泛的健康改善。研究结果不仅为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全球癌症防控工作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