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巴黎气候协定》签署十周年：未实现的目标与未得到解答的问题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unmet goals and unanswered questions

气候变化目标执行存在显著差距，能源转型与农业减排成效有限，碳移除技术贡献度不足20%。健康协同效益亟待强化，政策障碍源于利益集团掣肘与政治意愿缺失。需整合多学科评估、优化气候融资、完善国际治理框架。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各国采取的减排措施虽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进展，但整体上仍存在显著的实施差距和政策雄心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第六次评估报告（AR6）中，以及国际能源署（IEA）等机构的研究中，对不同行业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贡献进行了评估。然而，这些科学评估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综合分析，未能将量化目标如温室气体排放和温度变化轨迹，与更广泛但难以量化的因素如可行性、公平性、正义性、协同效益（包括健康效益）以及公众接受度有效结合。因此，尽管在一些领域如煤炭的逐步淘汰、健康议题在COP27上的初步关注、净零承诺的重新聚焦、欧盟“Fit for 55”政策包的推进，以及将气候行动与地方利益相结合的意识增强，这些进展仍然不足以实现全球气候目标。

巴黎协定确立了各国制定和提交国家自主贡献（NDCs）的机制，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然而，目前所有国家的NDCs合计仍不足以实现最保守的巴黎协定目标，即到本世纪末有66%的可能性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C以内。事实上，根据2024年的数据，全球已经短暂地超过了1.5°C的升温阈值，虽然这一情况尚未成为永久趋势，但它表明，若不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未来可能面临持续升温的风险。与此同时，当前各国在实施方面的进展远低于其政策承诺，形成了所谓的“实施差距”。此外，NDCs本身的雄心程度也远未达到巴黎协定所需的标准，形成了“雄心差距”。这些差距不仅影响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也对生态系统、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不同行业的减排难度和可行性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和推广电动汽车等措施在技术上相对可行，且能够带来明显的协同效益，如改善空气质量、减少污染和提升公共健康。然而，在某些行业如水泥和钢铁制造、航空业以及农业和土地利用（AFOLU）领域，减排面临更大的技术挑战和经济成本。水泥生产因城市化进程而达到顶峰，尽管其产量可能开始下降，但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仍是未解难题。航空业则因长途运输对可再生能源的依赖度较低，且替代燃料效率不足，导致其减排难度较大。农业和土地利用的挑战则与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力、食品系统和土地竞争密切相关，其转型不仅需要技术革新，还涉及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因素。

碳捕集与封存（CCS）等碳移除（CDR）策略被广泛视为实现净零目标的关键手段。然而，这些策略的作用仍被低估，且存在诸多争议。IPCC AR6报告指出，虽然CCS是实现净零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它不能替代深度减排。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碳移除能力仍有限，预计到2050年，实际部署的碳移除能力仅能抵消约7-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当前排放，远低于所需的减排规模。此外，大规模部署碳移除技术可能带来土地利用的冲突，甚至导致某些地区的农业用地大幅减少，影响粮食安全和生态系统稳定。因此，碳移除技术应被视为减排的补充手段，而非替代方案。

在实现净零目标的过程中，能源、交通、土地利用和饮食等领域的政策干预具有关键作用。例如，根据全球计算器（GC）模型，提高能源部门的减排力度可使全球排放量减少约21.6%，而通过改变饮食结构，减少肉类消费，可带来每年高达6-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潜力。相比之下，核能和碳捕集技术的减排贡献相对较小，且面临较高的成本和技术门槛。此外，交通领域的减排潜力主要依赖于电动化和交通模式的转变，如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和推广公共交通，而这些措施的实施需要更广泛的政策支持和公众参与。

然而，当前的全球减排行动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各国在减排目标的制定和实施上存在不均衡现象，发达国家在清洁技术投资和能源转型方面进展较快，而发展中国家则因资金和技术限制，难以跟上全球减排步伐。其次，全球气候融资的缺口依然巨大，尽管巴黎协定要求发达国家每年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和适应行动，但这一承诺尚未完全兑现，且实际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公平性也受到质疑。例如，2020年美国仅贡献了其应有份额的19%，而德国、法国和日本则超额完成了其承诺。此外，气候资金的分配往往缺乏透明度，且多数资金以贷款形式提供，而非无偿援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能力。

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气候行动的推进也受到多重阻力。尽管气候不作为的经济成本远高于采取行动的成本，但许多国家仍因政治惯性、既得利益集团的游说以及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误解而行动迟缓。例如，化石燃料、汽车和国防产业持续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维持其市场地位，导致能源转型进程缓慢。此外，气候政策的实施往往受到短期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忽视了长期的环境和社会成本。这种短视行为不仅延缓了减排进程，还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使最脆弱的国家和群体承受更大的气候风险。

为了弥补这些差距，需要采取更加系统和协调的全球行动。这包括明确不同减排措施的优先级，识别关键的技术缺口，并制定清晰的政治路线图以确保责任落实。同时，必须加强气候资金的透明度和公平性，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以实现其减排目标。此外，将健康协同效益纳入气候政策的核心，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气候行动的支持，并推动更广泛的跨部门合作。例如，减少空气污染和改善公共健康是许多减排措施的共同目标，通过强调这些效益，可以增强政策的吸引力和执行力。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还需要解决一系列技术和社会问题。例如，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是实现减排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但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表明有机农业或再生农业能够在不牺牲产量的前提下替代工业化农业。此外，土地利用的改变不仅影响碳排放，还可能对生物多样性、水资源管理和生态系统服务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需要在碳移除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避免单一政策的负面影响。

碳移除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也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其可扩展性、成本、能源消耗以及长期碳储存的稳定性。例如，直接空气捕集（DAC）和生物能源与碳捕集和封存（BECCS）等技术虽然在理论上具有潜力，但其大规模部署仍需大量资金和政策支持。此外，这些技术的实施可能带来土地竞争和资源分配的问题，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协调和合作。绿色金融的推动虽然有助于支持低碳投资，但当前的绿色债券市场波动较大，且受到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难以稳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

总体而言，全球气候行动的实施仍面临诸多障碍，包括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挑战。尽管科学界已经明确了实现净零目标的技术路径和政策工具，但这些工具的广泛应用仍受限于政治意愿和经济利益的冲突。因此，推动全球气候行动的关键在于增强政治领导力，建立更公平和透明的国际治理体系，并将健康和社会效益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只有通过多层面的协同努力，才能实现真正的气候转型，并确保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