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规范对洪水适应性行为的影响研究:以越南为例的PMT模型拓展与实证分析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Norms and Other Factors on Flood-adaptive Behaviour

【字体: 时间:2025年10月30日 来源: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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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针对洪水风险适应性行为驱动机制不明确的问题,通过结合保护动机理论(PMT)与社会规范理论,在越南开展351份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s)显著影响应急设备准备,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s)主导生计适应,且PMT+SN模型较传统PMT模型解释力提升6.6%。研究成果为发展中国家洪水风险管理提供了理论创新和政策依据。

  
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洪水已成为威胁人类社会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根据国际灾害数据库(CRED)的统计,严重洪水事件几乎每年都在世界各地发生,而亚洲地区尤为脆弱。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气候变化导致降雨模式改变和人类活动影响河流水文,未来的洪水风险预计将更加严重和不确定(IPCC 2023)。面对这一严峻挑战,提升洪水风险管理水平变得至关重要。
研究表明,降低人类脆弱性,特别是通过提高个体层面的防灾准备和意识,是成功适应洪水风险的关键(Kreibich et al. 2017)。个人的适应性行为,如准备救生衣等应急设备、加高房屋地板以防止洪水侵入等,能够显著减轻洪水造成的损失(Hudson et al. 2014)。然而,究竟是什么因素驱动人们采取这些保护措施?现有的理论能否充分解释个体的决策过程?
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MT)是洪水风险领域常用的行为理论框架。该理论最初由Rogers(1975)提出,用于研究健康相关行为(如吸烟)中对威胁的行为反应,后来被Grothmann和Reusswig(2006)首次扩展到洪水适应性行为研究。PMT假设威胁评估(对风险发生概率和后果的感知)和应对评估(对自身应对能力和措施有效性的评价)直接影响行为动机。然而,PMT的解释力存在局限,促使研究者寻找额外的解释因素(Kuhlicke et al. 2020)。
与此同时,来自其他学科(如健康传播学)的研究越来越关注感知社会规范(perceived social norms)的作用。社会规范是指社会大多数成员认可并有助于社会正常运转的行为准则(Smith et al. 2015)。根据Chung和Rimal(2016)的分类,社会规范包括三种类型:指令性规范(injunctive norms,个体对社会认可某种行为的信念)、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s,个体对他人实际行为的信念)和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s,个体对重要他人期望自己如何行为的信念)。尽管PMT等理论部分反映了社会规范的影响,但没有任何现有理论同时包含这三种规范类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越南等集体主义文化浓厚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社会规范的影响可能比在个人主义文化盛行的高收入国家更为显著。在集体主义社会中,个体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为社区的一部分,将遵守规范视为社会凝聚力的表现(Smith et al. 2015)。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基于高收入国家背景,对发展中国家背景下社会规范如何影响洪水适应性行为的理解十分有限。
为了解决这一研究空白,由德国波茨坦大学Tang T. Luu领导的研究团队在越南中部的义安省开展了一项深入研究。该地区是越南洪水风险最高的省份之一,季节性洪水频发,最近在2022年的一次大洪水就造成了12人死亡和4900万欧元的经济损失。研究人员旨在探索三种类型的社会规范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当地居民实施洪水适应性措施的行为。
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理论驱动与数据驱动相结合的建模策略。通过结构化面对面访谈,研究人员收集了351名随机选择受访者的数据。调查涵盖了三种主要的适应性行为类型:准备应急设备(如救生衣)、改造房屋(如加高地板)以及调整生计(如从水稻种植转向蔬菜种植或临时外出工作)。研究比较了基于PMT的理论模型(PMT模型)、加入三种社会规范的扩展模型(PMT+SN模型)以及基于统计标准系统选择变量的数据驱动模型。
关键实验技术包括: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方法确保样本代表性;使用Kobo-toolbox进行问卷管理和访谈;通过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影响因素;应用目的性选择(purposeful selection)方法进行变量筛选,确保最终模型既包含显著变量又能提高模型性能且使其他变量系数变化不超过20%;使用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偏差(deviance)和Nagelkerke伪R2等指标评估模型性能。
3.1. 准备应急设备
研究发现,在解释应急设备准备行为时,描述性规范表现出高度显著性(p<0.001),效应值位居第二。这意味着当个体感知到周围大多数人都在准备洪水应急设备时,他们自己采取同样行为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加。此外,经济能力(financial capacity)也具有高度显著性,且效应值最大,表明经济资源是实施该措施的关键限制因素。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和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也显著影响设备准备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与房屋情况和位置相关的变量(如是否位于城市社区、房屋类型和房屋所有权)以及洪水经历的情感影响也被证明是重要预测因素。
3.2. 调整生计
对于生计适应行为,主观规范表现出高度显著性(p<0.001)和最大的效应值。这表明重要他人(如家庭成员)的期望对个体决定是否调整生计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经济能力仍然高度显著,效应值位居第三。自我效能感也非常显著。与应急设备准备不同,描述性规范对生计适应的影响不显著。此外,是否位于城市社区、堤防保护、房屋所有权和家庭规模等因素也被证明是重要的预测变量。
3.3. 改造房屋
在房屋改造行为方面,描述性规范仅呈现边际显著性(p<0.1),效应值位居第二。房屋类型是高度显著的预测因素,拥有永久性房屋的居民更可能进行防洪改造。最高教育水平被保留在最终模型中,但影响不显著。与另外两种适应性行为相比,房屋改造行为的模型解释方差(15.34%)远低于应急设备准备(34.49%)和生计适应(53.57%)。
研究结果清晰地表明,社会规范对洪水适应性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呈现“措施特异性”(measure-specific)。描述性规范主要影响应急设备的准备,而主观规范则主导生计适应行为。将三种社会规范加入PMT框架后,模型性能显著改善,平均解释方差(伪R2)提高了6.6个百分点。
除了社会规范,应对评估(coping appraisals)因素,特别是经济能力和自我效能感,在所有三种适应性行为中均表现出重要性。相比之下,威胁评估(threat appraisals)因素(如预期的洪水发生概率和严重程度)的影响相对较弱甚至不显著。房屋情况和位置相关变量也被证明是重要的预测因素,而大多数社会经济人口学变量和洪水经历变量影响有限。
这些发现对理论和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理论上,本研究证明了将多种类型的社会规范明确纳入行为理论框架(如PMT)的价值,特别是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当前行为理论的预测能力有限(Kuhlicke et al. 2020),整合社会规范概念可能是提升其解释力的有效途径。
实践上,研究结果为设计更有效的风险沟通和政策干预提供了重要启示。针对不同类型的适应性行为,应采取差异化的沟通策略。例如,推广应急设备时,应强调这些设备在社区中的普遍使用(利用描述性规范);而促进生计适应时,则应针对个体社交网络中的重要他人开展工作(利用主观规范)。同时,提供经济支持(如补贴)和提升技术能力(如通过培训)对鼓励适应性行为也至关重要。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包括受访者选择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数据驱动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已实施措施可能对风险感知产生反馈效应而导致的因果关系识别困难。尽管如此,作为洪水风险领域首批系统探索多种社会规范影响的研究之一,这些发现为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特别是在高风险发展中国家和日益重视个体适应的高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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