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参与式制图方法，对中国红河哈尼梯田世界遗产地发展偏好与空间差异之间冲突的分析

《Geocarto International》：Analysis of the conflicts between development preferences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based on participatory mapping in the Honghe Hani Rice Terraces World Heritage Site, China

云南哈尼梯田世界遗产地多主体旅游开发态度差异与冲突潜力空间特征研究，采用参与式制图与半结构化访谈，构建冲突潜力二维评价模型，揭示旅游环线附近核心村落（如阿者科、清况）因利益分配失衡与权力博弈导致的高冲突潜力空间分布，提出基于政治生态学的多尺度协同治理策略。

　　本研究围绕遗产地开发偏好中的潜在冲突进行科学识别与分析，其意义不仅在于明确利益相关方对遗产地的价值认知和需求，还在于深入探讨遗产地人类与环境互动的和谐性，以及如何缓解开发偏好对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以中国西南地区的红河哈尼梯田世界遗产地为例，通过参与式地图和半结构化访谈方法，研究了三类利益相关方——本地居民、游客和学者——对遗产地旅游发展态度和景观价值的认知。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文化景观遗产保护过程中土地使用冲突的潜在机制，还为文化景观遗产地的人类与环境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红河哈尼梯田作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景观遗产地，其保护与开发之间长期存在复杂的矛盾。一方面，哈尼族的传统农耕文化在维护梯田景观的可持续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不断介入，这种传统的文化体系面临挑战，导致本地居民与外部主体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此外，遗产地的旅游发展虽然为地方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但同时也对生态环境和传统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过度的旅游开发可能会导致水资源的紧张，甚至引发土地撂荒等生态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遗产地与旅游之间天然的张力，也揭示了利益相关方之间在经济利益、旅游开发和生态保护方面的根本矛盾。

从人类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冲突反映了社区成员的开发偏好与自然环境合理利用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从社会应用的角度出发，批判性地理信息系统（CGIS）作为一种工具，能够展现个体的生活经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使社区成员更有效地参与到遗产地的决策过程中。其中，公众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PPGIS）尤为独特，它通过将公众对地点的描述转化为地理空间数据，帮助识别不同利益相关方对遗产地景观价值和旅游开发态度的主观认知。特别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模式，PPGIS能够揭示遗产地的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空间关系，以及不同主体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博弈。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采用PPGIS技术，结合对当地居民、游客和学者的访谈数据，获取了关于遗产地景观价值和旅游发展态度的主观信息。这些信息通过参与式地图进行可视化，帮助我们识别出潜在的冲突区域，并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遗产地的景观价值和旅游发展偏好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某些区域由于其高景观价值和旅游吸引力，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从而形成较高的冲突倾向。而另一些区域由于景观价值较低，或者缺乏旅游开发的条件，成为相对忽视的角落，这些地方的居民对遗产地的保护和发展表现出更多的不满和抵触情绪。

研究进一步探讨了遗产地内部的权力关系变化如何影响各方的立场和态度。随着遗产地的全球性宣传和旅游开发的推进，不同规模的权力主体之间的博弈变得更加复杂。地方政府、地方精英、游客和学者等群体在遗产地的保护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对景观价值的认知和旅游开发的偏好往往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他们对遗产地的使用方式上，也反映在他们对遗产地未来的期待和担忧之中。例如，一些村庄因旅游开发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但另一些村庄则因地理位置偏远、缺乏基础设施而难以获得类似的收益，从而引发对遗产地旅游发展模式的不满。

此外，遗产地景观价值的多样性和多主体的参与度也对潜在冲突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利益相关方对遗产地的景观价值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评价，这种多样性导致了在遗产地的保护与发展过程中，各方的立场和态度往往难以达成一致。例如，一些游客认为遗产地的梯田景观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而本地居民则更关注其作为农业生产基础的功能。这种认知上的分歧，加上利益分配的不均，使得遗产地的开发偏好冲突逐渐显现，并且可能引发更广泛的生态和社会问题。

本研究还发现，旅游开发模式的变化对遗产地景观价值的重要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旅游活动的增加，一些原本用于农业生产或生态保护的区域逐渐被赋予新的功能，例如成为旅游景点或休闲度假区。这种转变虽然提高了遗产地的知名度和经济价值，但也可能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甚至影响哈尼族传统农耕文化的延续。例如，为了满足游客对梯田景观的观赏需求，一些村庄改变了传统的季节性灌溉方式，采用全年水位保持的耕作模式。这种做法虽然能够提升景观的观赏性，但同时也违背了自然规律，可能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造成威胁。

另一方面，遗产地的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张力也体现在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权力博弈上。随着遗产地的全球性认可，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获得了更多的主导权，而本地居民则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这种权力关系的变化，导致遗产地的保护和开发逐渐偏离本地居民的期望，进而引发他们对遗产地管理政策的不满。一些本地居民认为，遗产地的旅游开发并未真正惠及他们，反而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这种“相对剥夺感”使得他们在面对旅游开发时，更倾向于采取主动的应对策略，例如改变耕作方式、增加经济作物种植，以寻求更多的经济回报。

在遗产地的旅游开发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认知差异和价值冲突成为潜在冲突的主要来源。这种冲突不仅体现在空间分布上，还体现在不同群体对遗产地未来的不同期待和利益诉求之中。例如，一些学者和游客认为遗产地的保护应优先考虑其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而一些地方企业和居民则更关注其经济价值和旅游潜力。这种多元化的认知和利益诉求，使得遗产地的开发和保护面临更大的挑战。

本研究的结论表明，遗产地的潜在冲突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布特征，其形成与多个因素密切相关，包括旅游开发模式、利益相关方的权力关系变化、社会地位的调整以及遗产地景观价值的多样性。其中，旅游开发模式的改变对景观价值的重要性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则加剧了态度的差异。此外，遗产地的景观价值和旅游发展偏好之间的矛盾，使得某些区域成为潜在冲突的高发地，而另一些区域则相对稳定。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遗产地的保护和发展不仅涉及地方层面的权力关系，还与更广泛的国际利益和文化价值相联系。因此，遗产地的冲突不仅仅局限于地方社区内部，还可能引发更广泛的生态和社会问题。这种跨尺度的权力关系变化，使得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更多挑战。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将遗产地的保护与发展作为提升地方形象和经济收益的重要手段，而忽视了本地居民的实际需求和利益。这种现象可能导致遗产地的保护措施无法有效实施，甚至引发新的生态和社会问题。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参与式地图和半结构化访谈方法，揭示了遗产地开发偏好冲突的潜在机制，并提出了以“预防性干预”为视角的遗产管理策略。研究结果表明，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保护与利用之间找到平衡点，同时也要关注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认知差异和权力关系变化。只有通过充分理解各方的立场和需求，并采取相应的协调措施，才能实现遗产地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此外，研究还强调了批判性地理信息系统在揭示和解决遗产地冲突中的重要作用，为未来的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