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税收类型、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制度环境条件下，对发展中国家双重红利假说进行检验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Testing the double dividend hypothesis under varying tax types,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y setting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环境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显示，在71个国家1994-2020年的面板数据中，通过系统GMM、双重差分和三阶段IV回归等混合方法，发现总环境税普遍促进GDP增长，但税种差异显著：运输税直接提升经济绩效（+0.013%），而能源和污染税因市场扭曲导致短期GDP下降（-0.02%至-0.03%）。机构能力强化了税收的减排效果（-1.5%至-1.7%），并提升其对GDP的积极影响（总效应28.7%通过减排间接传导）。收入再分配可有效缓解高扭曲税种（如污染税）的负面影响。研究强调税制设计与制度能力需协同优化，新兴经济体中运输税更具政策友好性。

　　### 环境税与双红利的实证研究

在全球环境挑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环境税作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被广泛认为是减少污染、提升环境质量的手段。然而，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存在较大争议。一些研究指出，环境税可能带来负面的经济效应，而另一些则认为其可以带来正向的经济增长。因此，探讨环境税是否能同时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重红利（即“双红利”假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通过分析71个发展中国家（1994年至2020年）的环境税政策，检验了“双红利”假设。研究涵盖了四种主要的环境税类型：总环境税、能源税、污染税和运输税，并结合了不同经济和制度背景下的数据。采用多种实证策略，包括堆叠识别策略（系统GMM）、差异中差异（DiD）方法与广义倾向得分（GPS）以及工具变量三阶段似乎不相关回归（3SLS/SUR）方法，以估算环境税对实际GDP的直接影响及通过碳排放的间接影响。

研究发现，环境税在不同国家和制度背景下均能有效减少排放，但其经济影响则因税种而异。具体而言，运输税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表现较为积极，而能源税和污染税则更为扭曲经济结构。这表明，环境税的经济影响不仅取决于税种本身，还与国家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强制度环境下的环境税可能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而弱制度环境下，环境税可能对经济造成较大冲击。

研究还发现，环境税通过碳排放这一中介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即，环境税通过减少碳排放，进而改善环境质量，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这一中介效应在制度较强的国家中更为显著。这表明，环境税的政策设计需要结合具体的制度环境，以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重目标。

### 研究方法

为了准确评估环境税的经济与环境影响，本研究采用了多种统计方法，包括系统GMM、DiD方法和3SLS/SUR方法。这些方法各有其优缺点，系统GMM适用于面板数据，可以处理内生性问题，但其对内生变量的依赖可能影响估计结果。DiD方法可以有效捕捉政策变化前后的差异，但需要确保政策变化的随机性。3SLS/SUR方法则允许方程之间的误差项相关，从而更准确地估算中介效应。

研究中使用了两种外部工具变量：一种是基于全球油价冲击与国家能源进口依赖的Bartik式工具变量，另一种是基于地区内环境税的扩散效应（即，排除本国后的地区平均环境税）。这些工具变量的使用有助于增强估计的外部有效性，确保结果不受内生性的影响。

###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税在不同国家和制度背景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运输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能源税和污染税则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这说明，运输税作为一种相对非扭曲的税种，可能更适合作为实现“双红利”目标的工具。

在制度较强的国家中，环境税的正面经济效应更为显著。这表明，制度建设在实现环境税的经济收益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减少碳排放，环境税间接改善了环境质量，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这一间接效应在制度较强的国家中更为显著，进一步支持了“双红利”假设。

此外，研究还发现，环境税的经济影响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例如，人口规模、贸易开放度和资本形成等因素可能影响环境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些因素需要在政策设计中予以考虑，以确保环境税能够实现预期的经济和环境目标。

### 政策启示

研究结果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重要的启示。首先，环境税的设计需要考虑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运输税作为非扭曲税种，可能更适合用于促进经济增长，而能源税和污染税则需要通过收入再分配或其他机制来减轻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其次，制度建设在实现“双红利”目标中具有关键作用。制度较强的国家能够更有效地实施环境税，从而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重收益。因此，政策制定者应重视制度建设，提升环境税的执行效率和公平性。

最后，环境税的收入再分配机制也是实现“双红利”的重要手段。通过将环境税收入用于绿色投资或减少对劳动的扭曲性税收，可以缓解环境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从而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重目标。

### 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证据，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环境税数据可能存在报告误差，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数据收集和处理方法，以提高研究的准确性。

其次，环境税的经济影响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技术采纳率、市场结构和国际环境等。未来研究应更加关注这些因素对环境税政策效果的影响，以实现更精准的政策设计。

最后，环境税的双红利效应可能因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未来研究应更加注重地方性分析，结合具体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以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环境税在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重红利方面具有潜力，但其效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应结合具体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制度背景，设计合理的环境税政策，以实现可持续的环境和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