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个未来的问题，而是一个当下的问题”：面对气候变化，年轻的气候活动家们正在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It’s not a future issue, it’s a now issue’: young climate activists’ changing habitus in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

本研究基于布迪厄的惯习理论，探讨澳大利亚珀斯年轻气候活动家如何应对环境危机。发现年轻人在代际惯习与生态现实冲突中经历滞后效应，催生出激进且生态化的新惯习。通过10名参与者访谈及民族志研究，揭示气候危机迫使年轻一代重构社会行动逻辑，形成以生态责任为核心、代际身份为特征的行动模式。研究挑战传统青年发展理论，强调环境危机对代际惯习的重塑作用。

　　### 引言：年轻一代在气候危机中的角色

当代的年轻人正面临着一个复杂而多维的气候危机问题。从环境角度来看，地球正处于剧变的边缘，科学家预测全球变暖已经达到了临界点，这意味着一旦突破这一临界点，环境变化将无法逆转（NASA, 2022）。气温上升导致极端气候灾害频发，这些灾害不仅对人类造成严重威胁，也对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Verlie, 2022）。尽管科学界持续发出警告，但政府在设定碳排放目标时往往未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这使得化石燃料行业仍然在能源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减缓了向可持续解决方案迈进的步伐（Piggot, 2018）。虽然年轻人长期以来都是社会运动的先锋，但他们在气候运动中的参与和政治行动尤为引人注目（Mayes and Hartup, 2022）。根据布迪厄（Bourdieu）的“实践”理论，人类是行动的主体，这些行动受到其存在条件的塑造。因此，对于年轻人来说，气候变化不仅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也深刻影响了他们在社会中的行为模式。

### 理解年轻人的社会学视角

“青年”这一概念通常指介于童年与成年之间的过渡阶段，一般被定义为15岁及以上的人群（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未注明）。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青年”和“年轻人”这一术语在不同理论和政治背景下具有多种含义，其定义可能因研究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变化（Threadgold, 2020）。布迪厄曾指出，“青年只是个词，但这个词承载着权力，与成年人对青年的认知密切相关”（Bourdieu, 1993）。因此，年轻人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年龄的标记，更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产物，受到成年人如何看待他们以及他们如何与社会互动的影响。

在澳大利亚的语境下，Idriss、Butler 和 Harris（2022）强调，青年研究中的“权力”概念是广泛而多面的，涵盖了种族、文化、资本主义以及各种交叉不平等。他们指出，将白人/盎格鲁裔青年视为常态，是一种需要打破的刻板印象。此外，Threadgold（2020）也提到，同一“青年形象”可能唤起不同的叙述，比如将年轻人描述为“处于风险中”或“充满抱负”。这种对年轻人的多重叙述反映了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和偏见，而这些偏见往往忽略了他们所处的具体社会和历史条件。

###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于一项更广泛的项目，探讨了西澳大利亚珀斯（Boorloo）地区的年轻气候活动者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危机。虽然珀斯是该地区的官方名称，但研究者使用“Boorloo”这一称呼是为了承认这片土地原属于Whadjuk Noongar人民。Boorloo作为西澳的首府，拥有约两百万人口，与联邦首都堪培拉相距约3000公里。草根环保组织350 Boorloo:Perth曾将西澳称为“被资源行业掌控的州”，因为资源行业对政府政策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教育政策（350 Boorloo:Perth, 未注明）。这种资源行业的影响力也反映了年轻人与政府决策者之间的物理和象征性距离。

本研究采用定性与解释性的方法，旨在超越因果关系的简单叙述，深入探讨观察和解释中可能存在的矛盾与张力（Creswell, 2007；Merriam, 2009）。研究的目标是通过研究让年轻人感到被赋权，而不是进一步边缘化或削弱他们的声音。研究设计借鉴了Gibson（2012）的策略，即通过建立信任、促进理解、获得知情同意、鼓励深入思考和创造性回应来减少成人主导的权力结构。Kutrovátz（2017）指出，在与儿童进行访谈时，如何解构他们的边缘地位和相关权力不平等是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

研究数据包括2021至2022年间与10名SS4C（School Strike 4 Climate）活动者的访谈，这些活动者年龄在14至24岁之间，并已获得詹姆斯·库克大学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H4878）的批准。所有参与者及其父母或监护人（如年龄低于18岁）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研究者之一对参与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地点由参与者自行选择，并在获得许可后进行录音和转录。由于疫情的影响，部分访谈者更倾向于通过Zoom等在线平台进行交流。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尊重了参与者的个人意愿，也确保了他们在表达自己观点时的自由度和舒适感。

### 世代视角下的习惯性与滞后效应

本研究的核心在于探讨年轻一代如何在面对气候变化危机时，形成一种新的习惯性，即“世代性的激进生态习惯性”。这一概念建立在布迪厄的“滞后效应”（hysteresis）理论之上，用于解释年轻人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其内在习惯性（habitus）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不匹配。滞后效应描述的是一种危机状态，当个体的内在倾向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出现矛盾时，就会产生这种效应。这种效应不仅是一种阻力，也是一种推动变革的动力，因为它促使个体重新思考既有的规则和结构，并尝试构建更符合现实的新习惯性。

在我们的研究中，年轻活动者认为，他们所处的世代与前辈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和期望。例如，Lapis表示：“我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长大的，这和你们那时候不一样。那时候，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可能不重要，而对我来说，我必须担心未来，担心我们是否还能找到工作。如果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那我们还需要找工作吗？也许我们已经无法挽回了。” 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使他们感到焦虑，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对现有社会规范的质疑。Ava则提到：“我父母觉得参加学校的罢课会让我分心，但我觉得如果未来的地球已经毁了，那我上学还有什么意义？罢课反而给了我更多机会，让我能够为自己的未来发声。”

这些话语表明，年轻活动者对成人世界中的期望感到困惑，他们认为成年人的思维方式与自己的现实体验存在脱节。他们指出，教育系统在教授气候变化方面存在不足，认为成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有限，甚至有些成年人试图掩盖或淡化气候变化的严重性。例如，Maxi提到：“我爸说，‘以前有过冰河时期’（用讽刺的语气），这让我觉得他并不真正理解我们所面对的危机。” 这种现象反映出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感，即年轻人认为成年人并未真正意识到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也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和支持。

### 激进生态习惯性的形成与表达

我们的研究发现，年轻活动者在参与气候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习惯性，这种习惯性不仅包含对环境问题的深刻理解，也包括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意识。Adelaide在访谈中表示：“作为一名活动者，我感觉自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让我更好地理解了世界上的许多问题，也让我意识到自己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更大集体的一部分。” 这种意识不仅体现在他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上，还体现在他们对社会结构的批判性思考中。他们认为，许多社会问题并非个人行为的结果，而是系统性结构的产物。

Adelaide还强调：“当我开始为某些事情发声时，我开始意识到，这些事情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系统性问题。很多我感到愤怒的事情其实都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我无法单靠个人力量去改变它们。但正因为如此，我感到更加团结，也更加坚定地相信我们是一个整体，需要共同努力去改变现状。” 这种对集体力量的认同，使得年轻活动者在面对现实时，不再感到孤立无援，而是意识到自己的行动是更大社会变革的一部分。

### 世代性的激进生态习惯性：一种新的社会认同

年轻活动者不仅在个人层面发生了变化，也在群体层面形成了新的社会认同。他们将自己视为一个独特的世代，具有共同的背景和经历。这种认同不仅源于他们对气候变化的直接体验，还源于他们对社会结构的批判性思考。例如，Heidi表示：“我从小就对环保充满热情，这种意识已经深入我的内心。我认为，环保并不是一项选择，而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承担的责任。” 这种观点表明，年轻活动者已经将环保意识内化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短暂的兴趣或行动。

Piper则提到：“在西澳，我们正在努力培养新一代的活动者。我们组织了野餐活动，不仅是为了训练他们，更是为了让他们感受到归属感。我们希望他们明白，他们有能力参与，也值得被重视。” 这种对新成员的重视，反映出年轻活动者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的未来争取权益，也在为下一代的未来铺路。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可能不会在自己的一生中立即产生效果，但它们对未来的世代具有深远的意义。

### 激进生态习惯性的意义与挑战

年轻活动者所形成的激进生态习惯性，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模式，更是一种社会行为模式。它反映了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深刻理解，以及他们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然而，这种习惯性的形成并非没有挑战。首先，年轻活动者往往面临来自成人世界的阻力。他们可能会因为参与气候活动而被指责为“不务正业”或“逃避现实”。其次，他们的行动可能受到资源行业的强大影响，因为这些行业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往往试图通过宣传和游说来削弱年轻人的声音。

此外，年轻活动者在形成这种习惯性时，也面临着自我认同的挑战。他们必须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以适应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这种调整可能包括对传统教育模式的质疑，对成人世界规范的反思，以及对社会结构的批判。这些挑战虽然存在，但年轻活动者仍然表现出强烈的行动意愿和责任感。

### 结论：年轻人作为变革的推动者

本研究揭示了年轻一代在面对气候变化危机时，如何通过形成一种新的习惯性来应对现实中的不匹配。这种习惯性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模式，更是一种社会行为模式，反映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深刻担忧和对现实的强烈批判。他们通过参与气候运动，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行动是更大社会变革的一部分，也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责任。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年轻活动者所形成的激进生态习惯性，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它不仅受到个体经验的影响，也受到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的塑造。因此，理解这种习惯性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包括个体层面、社会层面和历史层面。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这种习惯性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涉及不断的学习、反思和行动。

最后，本研究强调了年轻一代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他们不仅是未来的建设者，也是当下的行动者。他们的参与和行动，不仅影响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年轻一代的声音，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