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精神病药物对缓解期首发精神病患者情绪体验的瞬时影响：一项基于生态瞬时评估的D2受体亲和力与剂量效应研究

《Psychological Medicine》：Psychological side effects of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 after remission from first-episode psychosis: a HAMLETT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study

本研究针对首发精神病（FEP）临床缓解期患者，采用生态瞬时评估（EMA）方法，探究抗精神病药物的D2受体亲和力及剂量与心理副作用（PSEs）的瞬时关联。结果表明，较高剂量及高亲和力D2拮抗剂与积极情感（PA）强度降低显著相关，提示药物可能通过抑制多巴胺通路加剧情感平淡。该研究为临床个体化用药提供了实时动态证据，对优化长期治疗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在精神病治疗领域，抗精神病药物被视为控制急性症状的基石，但患者长期用药后常抱怨情绪变得“麻木”、动机减退或精神疲劳——这些心理副作用（Psychological Side Effects, PSEs）虽频繁出现，却鲜少被系统研究。尤其当患者从首发精神病（First-Episode Psychosis, FEP）的急性期进入缓解期后，药物副作用带来的负担可能远超治疗获益，甚至成为停药的主要动因。然而，传统回顾式问卷难以捕捉患者日常情绪的动态波动，是否存在更精准的方法量化这些副作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的Matej Djordjevic团队在《Psychological Medicine》发表的最新研究，通过生态瞬时评估（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EMA）技术，首次揭示了抗精神病药物的D₂受体亲和力与剂量如何实时影响缓解期患者的情绪体验。

为厘清药物与心理副作用的瞬时关联，研究团队纳入HAMLETT试验中56名FEP临床缓解期患者，在其日常环境中进行连续8天、每日10次的EMA数据采集，共获得3005个有效瞬时数据点。研究人员将药物按D₂受体亲和力及作用机制分为三类：低亲和力拮抗剂（如奥氮平、喹硫平）、高亲和力拮抗剂（如氟哌啶醇、利培酮、氨磺必利）及部分激动剂（如阿立哌唑、布雷帕唑），并将剂量统一转换为奥氮平等效剂量。通过多水平混合效应回归模型，分析了药物特征与情感强度、稳定性、变异性以及意志缺乏和精神疲劳等PSEs指标的关联。

剂量效应：情感平淡与剂量正相关

较高剂量抗精神病药物与较低的积极情感（PA）强度（β=-1.11）、较低的情感变异性（β=-1.40）及较高的PA不稳定性（β=0.23）显著相关。例如，每日增加5mg奥氮平等效剂量，可能导致PA强度降低约5.5分，情感变异性减少7分。这表明剂量升高会加剧情感表达的“扁平化”，且效应在白天和傍晚最为明显。

D₂亲和力：高亲和力拮抗剂对PA抑制最强

与高亲和力D₂拮抗剂相比，使用低亲和力拮抗剂（β=10.04）或部分激动剂（β=12.98）的患者PA强度显著更高。这意味着高亲和力药物（如氟哌啶醇、利培酮）对积极情感的抑制效应更为突出，可能与这类药物对中脑边缘多巴胺通路的强效阻断有关。

意志缺乏与精神疲劳：未发现显著关联

尽管临床报告中常提及动机下降和疲劳感，本研究未发现药物剂量或类型与意志缺乏（如社交主动性、日常活动完成度）或精神疲劳的瞬时关联。这可能由于样本中剂量普遍较低，或上述副作用受其他受体（如组胺H₁）调控更为显著。

研究结论强调，抗精神病药物对缓解期患者情感体验的影响具有剂量与受体选择性：高剂量和高D₂亲和力拮抗剂可能通过抑制多巴胺信号导致PA降低，进而驱动情感平淡的主观体验。这一发现不仅与既往关于D₂受体 occupancy（占据率）与主观幸福感下降的研究一致，还通过EMA数据揭示了副作用在日间不同时段的动态模式。尽管研究存在样本量有限、未记录服药时间等局限，但其创新性地将实时情绪监测应用于药物副作用评估，为临床中个体化剂量调整与药物选择提供了重要依据。未来需结合纵向设计进一步验证这些关联，以优化FEP患者的长期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