眶额叶皮层反应性的性别差异揭示压力、社交关系与问题性饮酒的关联机制

《Psychological Medicine》：Sex/gender differences in orbitofrontal cortex reactivity underlying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stres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problematic alcohol use

本研究针对酒精使用障碍（AUD）中性别差异的神经心理机制，通过分析人脑连接组计划（HCP）数据，首次整合压力感知、社交关系质量（SRQ）及眶额叶皮层（OFC）功能，构建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结果发现，女性在高压力下通过友谊与陪伴缓解饮酒行为，而男性则因社交关系加剧压力相关饮酒，且该效应与OFC对负性情绪面孔的高反应性相关。研究为性别特异性AUD干预提供了神经行为学依据，推动个体化治疗策略发展。

　　

酒精使用障碍（AUD）的发病率长期存在显著性别差异，但近年来女性酗酒率的快速上升使这一差距逐渐缩小。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在饮酒动机上存在本质区别：女性更倾向于通过饮酒缓解压力（负性强化），而男性多出于社交增强目的（正性强化）。这种差异背后是否涉及神经机制的性别特异性？压力、社交关系与大脑功能如何交互影响饮酒行为？这些问题至今尚未明确。此外，尽管社交支持被公认是AUD的保护因素，但其具体作用维度（如陪伴、友谊或社会支持）及性别差异机制仍待深入探索。

为回答上述问题，Andrea Maxwell等研究者利用人脑连接组计划（HCP）的公开数据，对491名有至少一项酒精滥用或依赖症状的年轻成人进行分析。通过调节型 moderation 模型，团队系统检验了性别与压力如何调节社交关系质量（SRQ）对饮酒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眶额叶皮层（OFC）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女性在高压力下能从友谊与陪伴中获得保护性效应，而男性则出现相反模式——社交关系反而加剧压力相关的饮酒行为。初步神经影像证据提示，男性中的这一效应可能由OFC对负性情绪面孔的高反应性所驱动。

关键方法概述

研究基于HCP的S1200数据集，采用NIH工具箱中的压力感知量表和SRQ量表（含陪伴、感知困扰与社会支持三个维度）评估心理社会因素。饮酒水平以过去12个月中每次饮酒的杯数（DPDD）为指标。神经影像数据通过情绪面孔匹配任务获取，以OFC对愤怒/恐惧面孔与中性形状的激活对比作为负性情绪反应指标。统计分析使用Hayes的PROCESS宏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并控制年龄、种族、收入等协变量。

研究结果

1. 社交关系质量的性别特异性调节作用

全局SRQ与压力、性别的三阶交互作用显著（b=-0.241, p=0.018）。在男性中，高压力下SRQ水平越高，饮酒量反而增加；女性则呈现相反趋势。进一步分析显示，SRQ的“陪伴”维度是驱动该效应的核心（b=-0.207, p=0.009）。在女性中，高陪伴可缓冲压力对饮酒的促进作用；而男性在高压力下，高陪伴与饮酒量呈正相关。

2. 友谊与孤独感的差异化影响

友谊子维度分析表明，其与压力、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b=-0.180, p=0.020）。女性在高压力下，高友谊显著降低饮酒量；男性则在高压力与高友谊组合中饮酒量最高。孤独感分析显示，低孤独感在高压力的男性中与饮酒量正相关（b=-0.169, p=0.019），提示男性可能通过社交饮酒缓解孤独感，而非寻求情感支持。

3. OFC反应性的神经机制

仅在男性中，OFC对负性面孔的反应性调节了孤独感与压力对饮酒的影响（b=0.120, p=0.045）。高压力且OFC高反应性的男性，低孤独感与高饮酒量相关，表明其情绪调节缺陷可能加剧社交饮酒风险。女性中未发现类似效应。

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首次在生物心理社会框架下揭示AUD的性别差异机制：女性通过友谊与陪伴实现压力缓冲，而男性则因传统性别角色限制，将社交关系转化为饮酒风险因素。OFC对负性情绪的高反应性可能成为男性AUD亚组的神经标记。这一发现强调需开发性别特异性干预策略，例如为男性构建非酒精相关的情绪支持社交环境，并为女性提供女性专属团体治疗以强化亲和性支持。此外，针对OFC功能的神经调控技术（如经颅磁刺激）或可成为缓解压力相关饮酒的新途径。研究局限性包括未评估朋友群体性别构成、缺乏正性强化任务的神经影像数据等，未来需扩大样本以验证OFC作用的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