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低碳激励政策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来自中国一项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PLOS One》：The impact of urban low-carbon incentive policy on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低碳试点城市政策对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通过构建多期差分模型，研究发现政策实施使企业转型指数提升0.012（1%显著水平），且绿色总要素生产率、创新和环保管理起调节作用。动态分析显示政策效果持续增强，2012和2017年参与企业效益提升更显著。政策通过倒逼机制、创新激励和资源再配置三方面推动转型，且效果具有持续性。

　　中国近年来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采取了多项措施，其中低碳城市政策（Low Carbon City Policy, LCCP）作为一项重要的城市环境政策，对企业的转型与升级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碳排放持续增加，以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成本优势逐渐减弱，企业转型与升级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了促进企业自我创新、淘汰落后产能、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控制环境污染，中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低碳激励政策。本文旨在探讨LCCP对我国上市公司企业转型与升级的影响，并重点分析城市环境政策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同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成本优势也在逐渐减弱。生态环境的恶化进一步限制了传统粗放型经济结构的持续发展。因此，寻求新的增长路径必须依赖于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在微观层面，企业能否实现自身的转型与升级，是推动整体经济结构优化的关键因素。作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不能简单地通过淘汰低端和高污染企业来实现。在食品、能源等关键领域，中国仍然需要依靠自身的生产能力来保障基础资源的稳定供应。考虑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贸易壁垒，仅靠淘汰低端企业可能引发能源和资源价格波动，威胁民众生计和国家安全。因此，如何引导企业顺应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的趋势，成为当前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企业转型与升级的概念最早由Gereffi（1999）提出，但至今尚未形成统一且明确的定义。本文认为，企业转型与升级是一个多维度、动态发展的过程，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驱动的创新、提高资源分配效率以及推动价值链升级，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宏观层面强调结构优化的同时，支持企业在微观层面实现这一目标，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也是确保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实践。

然而，尽管宏观层面高度重视转型与升级的必要性，企业在独立推进自身升级过程中仍面临双重制约：一方面，随着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出现了“俘获效应”，即领先企业掌握着关键的控制权，导致中国企业在组装和加工环节过度依赖进口中间品，面临高能耗和低附加值的困境；另一方面，大多数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供应商层级，缺乏创新动力和新需求开发能力，从而难以实现深层次的升级。此外，企业转型的高财务成本和显著风险也进一步削弱了其参与意愿。

在此背景下，现有文献对影响企业转型与升级的因素进行了系统性分析，从内生和外生驱动因素两个维度展开。内生因素包括技术能力、营销能力、与上游价值链主体的互动、资源与技能的充分运用、数字化转型、网络中的外部学习机制、企业内部知识溢出效应以及企业家能力等。外生因素则涉及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高质量中间品的引入、区块链技术、能源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等。此外，政策工具也被视为重要的外生推动力，例如国家政策引发的脆弱性冲击、严格监管和立法带来的过程与产品升级，以及环境政策促进的绿色转型。

以中国为例，绿色信贷政策和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企业的转型与升级。然而，目前尚缺乏对LCCP与企业转型与升级之间内在关系的直接研究。因此，本文聚焦于LCCP对企业的实际影响，深入分析其作用机制，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

### 二、LCCP与企业转型与升级的关系

LCCP作为一项关键的城市环境政策，其实施对企业的绿色创新、资源分配效率和价值链提升具有积极作用。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综合性的企业转型与升级指数，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模型，评估LCCP对企业转型与升级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首先，LCCP能够刺激企业创新，从而推动其转型与升级。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试点城市采用了一系列命令控制型环境监管工具，如环保法规和低碳准入门槛，迫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例如，济南和贵阳等城市通过制定污染控制和清洁能源发展相关法规，严格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石家庄和南昌等城市则通过更严格的淘汰标准，加速产业转型升级。这些措施提高了企业的合规成本，从而激励企业通过技术与流程创新来弥补成本，增强其适应能力。

此外，LCCP还通过增加公共科技研发投入，以及发展基于市场的环境监管工具（如绿色金融和贸易信用融资），为企业的创新提供支持。这些政策工具不仅为企业提供了创新补贴，还降低了融资成本，使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开展研发活动。由于创新是企业实现转型与升级的核心驱动力，LCCP通过结合命令控制型和市场导向型监管工具，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创新动力和制度保障。

其次，LCCP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资源分配效率，从而促进其转型与升级。城市环境政策的实施提高了企业对碳排放的合规成本，限制了高投入、高能耗的发展模式，直接改善了资源利用效率。在LCCP的压力下，那些面临高碳控制成本的企业更容易在行业中被淘汰，而资源会逐步向碳控制成本较低的行业和企业转移。同时，资源分配效率的提升也表现为生产效率的提高。LCCP鼓励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并推动技术创新，使其投入产出组合更接近最优生产前沿，从而提升整体生产效率。因此，LCCP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还通过约束和激励的双重机制，显著提升了整体资源分配效率。

最后，LCCP能够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从而进一步推动其转型与升级。一个地区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决定了其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通过促进创新和效率提升，LCCP使企业能够向价值链的更高层级攀升。更广泛的环境政策也已被证明有助于企业向价值链上游转移。作为中国代表性城市环境政策，LCCP同样具有这一功能。当企业进入更高价值环节时，它们会经历多种形式的升级，从而加速整体转型。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LCCP有助于推动企业转型与升级。

### 三、企业绿色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LCCP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企业绿色发展水平上。企业绿色发展是指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能力，包括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提高环境投入产出效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以及加强环境管理等方面。因此，企业绿色发展水平是衡量其可持续发展成效的重要指标。较高的绿色发展水平意味着企业具备更强的转型与升级基础，因此本文进一步探讨LCCP如何通过企业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其转型与升级过程。

企业绿色发展水平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绿色创新和绿色管理。GTFP衡量企业在绿色发展中的效率，绿色创新反映其在绿色产品或过程方面的技术能力，而绿色管理则体现企业内部的环境治理能力和制度保障。本文将这三个维度作为调节变量，以探究LCCP对企业的实际影响。

#### 1. GTFP的调节作用

GTFP是衡量企业绿色发展效率的重要指标。它将环境因素纳入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框架，评估企业在经济成长与环境影响之间的效率。因此，GTFP是衡量企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较高的GTFP意味着企业在实现绿色增长的同时，具备更强的环境绩效。这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LCCP带来的政策变化。

具体而言，较高的GTFP可以增强企业的政策适应能力。这意味着企业可以在满足LCCP环境标准的同时，减少环境支出和调整成本。此外，较高的GTFP也表明企业在绿色产出效率方面表现优异，即使面临环境约束，也能维持较高的产出效率，并借助低碳激励政策推动自身发展。因此，企业绿色发展水平越高，越能与LCCP形成协同效应，从而更有效地实现转型与升级。

#### 2. 绿色创新的调节作用

绿色创新是企业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其在绿色产品或过程方面的技术能力。绿色创新包括节能技术、污染控制技术、废物回收技术、绿色产品设计以及环境管理体系等。这些创新不仅有助于企业提升环境绩效，还增强了其应对LCCP激励政策的能力，从而推动其转型与升级。

绿色创新通过两个主要途径促进企业的转型与升级。首先，它为企业提供了转型与升级的基础能力。绿色创新是一种将环境友好性与经济效益结合的创新模式，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手段。此外，绿色创新还涵盖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生产流程或管理系统的开发，这些创新有助于企业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治理目标，从而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其次，绿色创新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使其在价值链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企业通过绿色创新扩大市场份额、吸引客户、提供绿色服务和获取竞争优势。这些优势不仅帮助企业在面对LCCP带来的不确定性时保持稳定，还缓解了政策合规初期的投资压力。因此，绿色创新增强了LCCP对企业转型与升级的积极影响。

#### 3. 绿色管理的调节作用

绿色管理是企业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代表了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绿色管理是一种组织范围内的理念和实践体系，强调将环境目标与企业战略深度融合，利用创新和持续改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竞争优势。通过强化内部治理结构，绿色管理提升了企业在LCCP下的潜在动力和适应能力。

具体而言，绿色管理从制度层面增强了企业的升级能力。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升级能力取决于其独特、有价值且难以模仿的资源和能力。虽然城市绿化本身并不能直接成为企业可以使用的战略资源，但它可以提升城市的宜居性和公共福利，从而间接影响企业的环境治理能力和市场形象。因此，绿色管理有助于企业在LCCP实施过程中，缓解监管压力，更顺利地满足政策支持条件，推动其转型与升级。

此外，绿色管理还帮助企业获得外部的合法性与资源支持。作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管理不仅有助于提升财务表现，还与环境保护相契合，增强市场合法性和社会认可。这种增强的信誉可以转化为更高的产品价值和销量。因此，企业在绿色管理方面表现越强，越能适应LCCP的要求，获得额外的政策支持，从而放大LCCP对其转型与升级的积极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正向调节LCCP与企业转型与升级之间的关系。

**假设3**：企业绿色创新正向调节LCCP与企业转型与升级之间的关系。

**假设4**：企业绿色管理正向调节LCCP与企业转型与升级之间的关系。

### 四、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选取了2009年至202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将企业层面数据与城市层面指标进行匹配。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股票市场与会计研究数据库（CSMAR）和中国国家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从CSMAR中获取了总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申请数、利润与税收（PAT）、劳动生产率、总运营成本率、成本利润率、营业利润率、资本回报率、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企业年龄、独立董事比例、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管理费用率等指标。从CNRDS中获取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创新、绿色管理、人均GDP和区域工业化水平等数据。此外，LCCP相关数据通过人工收集获得。

在数据预处理过程中，首先对样本进行了严格清洗，剔除了连续两年亏损或三年亏损的企业、已退市或暂停上市的企业、财务数据严重缺失的企业，以及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企业。其次，为减轻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对所有非虚拟变量进行了1%和99%分位数的截尾处理。最终研究样本包括278个城市中的2,625家企业。

### 五、实证分析与结果

本研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LCCP对企业转型与升级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模型设计如下：

- **实验组**：位于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
- **对照组**：位于非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

在模型中，我们控制了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变量，并加入了企业固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参与LCCP的企业，其企业转型与升级指数（Trans）平均提高了0.012，这一结果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LCCP对企业的转型与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此外，我们还对模型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以确保LCCP的政策效果是真实存在的，而非由其他随机因素引起。检验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在企业转型与升级趋势上保持了一致性，政策实施后才开始出现显著差异。这验证了LCCP的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为了进一步增强研究的稳健性，我们还进行了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结果显示，随机模拟的回归系数接近于零，表明LCCP的政策效应并非由随机因素驱动，而是具有实际意义。此外，我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方法，以减少样本选择偏差。匹配后的样本显示出更好的平衡性，进一步验证了LCCP对企业的积极影响。

我们还使用了工具变量法，以应对可能的内生性问题。绿色覆盖率作为工具变量，其与LCCP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能够影响企业层面的绿色转型行为。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表明，该变量通过了弱识别和弱工具变量测试，进一步支持了LCCP对企业的正向影响。

为了验证模型的稳健性，我们还尝试了不同的变量替换方法，例如采用熵权TOPSIS方法重新构建企业转型与升级指数。结果显示，LCCP对企业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 六、异质性分析

本研究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探讨企业绿色发展水平、时间因素和城市群体之间的差异对LCCP政策效果的影响。

首先，我们分析了企业绿色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与LCCP的交互项系数为0.0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越高，LCCP对其转型与升级的促进作用越强。同样，绿色创新与LCCP的交互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绿色管理的交互项则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企业绿色创新的调节作用最强，其次是GTFP，绿色管理的调节作用相对较弱。

其次，我们分析了时间因素对政策效果的影响。LCCP在2010年、2012年和2017年分三批实施，不同批次的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结果显示，2010年加入LCCP的企业，其政策影响在政策实施初期表现为负相关，随后逐渐转为正相关。这与波特假说相吻合，即环境政策在短期内可能增加企业成本，但长期来看会推动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从而促进企业的转型与升级。

2012年和2017年加入LCCP的企业，其政策影响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随着政策的完善和实施经验的积累，LCCP对企业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然而，2017年的政策影响系数和显著性均低于2012年，这可能与2016年中国加入《巴黎协定》后，实施了多项环境政策（如绿色信贷和碳排放交易）有关。这些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LCCP的政策效果。此外，由于企业转型与升级是一个长期过程，2017年加入LCCP的企业可能尚未完成全部转型，因此其政策影响尚未完全显现。

最后，我们还分析了不同城市群体的异质性。结果显示，政策对不同城市的影响存在差异，政策效果的持续性和强度因城市而异。这提示政策制定者应根据不同城市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支持措施，以最大化政策效果。

###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LCCP不仅为企业的转型与升级提供了外生推动力，还与企业的绿色发展形成协同效应，引导其向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LCCP对企业转型与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长期可持续性。

在实践层面，LCCP对企业转型与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首先，自LCCP实施以来，95%的试点城市已显著降低碳强度。至2019年，即第三批低碳城市建设完成后的两年，中国的碳强度相比2005年下降了48.1%，达到了202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这表明，LCCP在控制碳排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更重要的是，LCCP不仅限制了碳排放，还通过改变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显著推动了企业的转型与升级。因此，政策制定者应采用分阶段推进策略，根据不同城市的发展情况，动态调整激励措施的强度，以实现政策效果的最大化。

其次，LCCP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2015年至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增长了1212.85%。这表明，LCCP在促进绿色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政策制定者应重点关注企业绿色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支持绿色创新，并推动绿色管理的制度化。

最后，由于政策效果具有滞后性，政府应加强不同政策年份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对于早期加入LCCP的企业，政府应提供更多的经验分享、培训和政策指导，以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政策变化。对于后期加入的企业，政府可以根据前期试点经验，提供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的支持措施，从而降低企业的不确定性。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研究样本仅限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代表性。此外，研究时间跨度虽然较长，但仍需进一步观察长期政策效果。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纳入非上市中小企业，以提升研究的普适性。同时，还可以探讨其他环境政策对LCCP政策效果的影响，以形成更全面的政策评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