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隔离和心血管代谢负担共同预测了中国老年人的身体功能障碍：风险阈值的证据以及虚弱状态的中介作用

《PLOS One》：Social isolation and cardiometabolic burden synergistically predict physical dysfunction in aging Chinese adults: Evidence of risk threshold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frailty

本研究基于CHARLS 2015数据，整合社会生物学框架，分析社会孤立与心血管-肾脏-代谢（CKM）综合征等生物标志物对中老年中国人躯体功能障碍的独立及协同效应。通过多变量逻辑回归、阈值效应模型及中介分析发现，社会孤立独立增加38%风险（OR=1.380），CKM严重程度（Stage 4 OR=4.805）、血管硬化（EPWV<7.178m/s OR=2.026）及脆弱指数（<7.679 OR=2.124）显著相关。脆弱中介了EPWV对功能障碍的57.8%效应，并识别出关键干预阈值。结论强调社会支持与生物标志物筛查结合的干预策略，为健康老龄化提供新路径。

　　本研究旨在探讨社会孤立与多维生物标志物（包括心血管、代谢、肾脏、肌肉及虚弱）在中老年人群中对身体功能障碍的独立和协同影响，采用整合的社会生物学框架来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社会对老年人身体功能障碍的关注也日益增加。在中国，这种趋势尤为显著，预计到2035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30%，这表明身体功能障碍已成为影响中国老年人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身体功能障碍不仅会增加残疾依赖率，降低生活质量，还直接导致医疗费用的显著上升，且已被证明是全因死亡率的强预测因子，无论是否患有慢性疾病。

研究采用了2015年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CHARLS）数据，样本量为3756名年龄≥45岁的参与者。通过使用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并结合阈值效应模型和因果中介分析，研究不仅评估了单一生物标志物对身体功能障碍的影响，还揭示了这些因素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结果显示，社会孤立与多维生物标志物（尤其是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征的严重程度、血管老化和虚弱）协同作用，显著提高了身体功能障碍的风险。其中，社会孤立独立增加了身体功能障碍的风险，风险比为1.38（95%置信区间：1.13–1.68），而对于年龄小于60岁的男性，这一风险进一步上升，达到1.73（95%置信区间：1.23–2.44）。

在多维生物标志物中，血管弹性（估计脉搏波速度EPWV）和虚弱指数的阈值效应尤为显著。EPWV在7.178 m/s以下时，每增加一个单位，身体功能障碍的风险会显著增加102.6%（OR=2.026；95% CI: 1.113–3.690；P=0.021）。而虚弱指数低于7.679时，每增加一个单位，风险增加112.4%（OR=2.124；95% CI: 1.993–2.264；P<0.001）。这些阈值的发现，为干预提供了明确的窗口，即通过识别这些关键点，可以采取针对性措施，例如针对EPWV升高的人群实施抗虚弱训练，以延缓肌肉分解过程。

此外，研究还发现，附肢骨骼肌质量（ASM）低于22.94 kg时，身体功能障碍的风险显著增加（OR=1.166；P=0.008）。这一发现进一步支持了ASM在身体功能维持中的关键作用，并且与西方人群的肌肉质量标准有所不同，可能反映了中国人群在身体组成方面的民族差异。研究还指出，虽然社会孤立对身体功能障碍的影响在不同亚组中有所差异，例如在60岁及以上的个体中影响不显著，但在年轻人群中更为明显，尤其是男性。这表明，社会孤立对身体功能障碍的影响并非单一，而是与年龄、性别、居住地、婚姻状况、教育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密切相关。

在因果中介分析中，研究发现血管弹性（EPWV）通过中介作用影响身体功能障碍的比例为57.8%（β=0.052；P<0.001），说明血管功能的恶化在身体功能障碍的发生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一结果表明，血管老化不仅直接导致身体功能下降，还通过引发虚弱，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过程。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形成对比，例如Bai等人发现抑郁症状在社会孤立与认知虚弱之间的中介作用仅为18.5%，而本研究中，血管功能的中介效应显著高于心理因素，这可能与身体功能障碍和认知功能障碍在生理机制上的差异有关。

研究还指出，尽管社会孤立对身体功能障碍的影响显著，但其与身体功能障碍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双向性。一方面，血管弹性升高可能通过损害微循环、促进肌肉萎缩和慢性炎症，导致虚弱的发生；另一方面，虚弱本身可能通过促炎和分解代谢状态加速动脉硬化和内皮功能障碍，从而形成一个“孤立-共病-功能障碍”的恶性循环。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这种双向关系，尤其是在纵向研究中，以明确时间顺序和相互作用的机制。

研究的局限性之一在于其横断面设计，这限制了因果推断的准确性。此外，研究数据来自2015年，而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例如，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慢性病的管理方式等都可能发生变化，进而影响社会孤立与身体功能障碍之间的关系。然而，研究认为，社会孤立、血管老化、虚弱和身体功能之间的基本生物学路径仍具有普遍性，而某些关键阈值（如EPWV的临界值）仍可作为风险指标，但其具体数值可能需要在更现代的队列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在敏感性分析中，研究使用了E值来评估未测量的混杂因素对阈值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对于显著的阈值关联（如EPWV<7.178 m/s和虚弱指数<7.679），E值均大于1，表明需要一个未测量的混杂因素与暴露和结果之间具有2.20倍或2.27倍的风险比，才能完全解释观察到的关联。这说明，研究中发现的非线性关系不太可能完全由单一的强混杂因素所导致，增强了结果的可靠性。

尽管研究已经调整了广泛的人口统计学、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因素，但横断面设计仍然可能受到残留混杂的影响。例如，抑郁症状、详细的体力活动模式和营养状况等未被充分测量的因素，可能同时影响社会孤立和身体功能。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些变量，并采用纵向设计来更准确地评估社会孤立与身体功能障碍之间的关系。

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身体功能障碍的亚组分析显示，社会孤立对身体功能障碍的影响在不同人群中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农村居民和社会孤立之间的关联比城市居民更为显著，这可能与农村地区社会支持网络的缺乏有关。此外，对于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社会孤立的影响也更为明显，这可能反映了教育在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和提供健康资源方面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本研究揭示了社会孤立与多维生物标志物在身体功能障碍发生中的核心作用，并强调了脆弱性在其中的中介效应。这些发现为制定整合性的干预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即通过重建社会网络、筛查生物标志物和管理共病，可以有效阻断身体功能障碍的连锁反应。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些因素的动态相互作用机制，以提供更精确的干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