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新范式：公共卫生危机中信任重建与沟通策略的重构

《Infectious Agents and Cancer》：Why science must speak differently

本文探讨COVID-19疫情期间暴露的科学信任危机，提出科学传播需超越传统理性模式，融合情感策略与数字工具，通过"认知谦逊"和"智能透明度"重建公众信任，为应对未来健康危机提供沟通框架。

　　

当全球陷入COVID-19疫情的漩涡时，"相信科学"这句口号既成为团结的旗帜，也演变为争议的焦点。在信息爆炸的数字时代，科学事实与虚假消息的界限日益模糊，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度随着疫情曲线的起伏而波动。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新冠疫情中，也在西尼罗病毒（WNV）等新发传染病的应对过程中反复出现，揭示出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根本性挑战：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如何确保科学知识能够有效引导公众行为和政策制定？

这项发表于《Infectious Agents and Cancer》的研究深入剖析了科学传播在公共卫生危机中的核心作用。研究人员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数据不足，而在于信息的解读、框架和传播方式。当复杂的流行病学指标如基本繁殖数R₀和有效繁殖数R_t被简化为媒体标题时，其背后的不确定性、置信区间和动态特性往往被忽略，导致公众误解和信任危机。

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多学科视角，整合科学哲学、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通过分析COVID-19和WNV案例中科学传播的实践困境，研究者运用文献系统回顾方法，评估了传统科学传播模式的局限性。研究还考察了说服性沟通策略（包括情感诉求和游戏化设计）在公共卫生信息传播中的潜在价值，并引入哲学家韩炳哲的"信息统治"（infocracy）概念，阐释数字时代信息生态的结构性转变。

健康危机中科学信任的复杂性

研究表明，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并非单纯建立在知识传播的基础上，而是受到制度透明度、传播语境和专家可信度感知的主动塑造。疫情期间，科学不确定性经常被误读为矛盾或无能，而沟通过程则因强调即时性而非细微差别而受到批评。事实上，承认认知局限可能是最科学准确和伦理恰当的反应。

从理性到情感的传播范式转变

传统上依赖客观事实和数据呈现的科学传播策略，在解决疫苗犹豫等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研究指出，情感和社会因素在个体健康决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说服性沟通策略——如利用情感诉求或引入可信赖的公众人物——可能比纯理性方法更有效地影响公众对疫苗的看法。游戏化和互动数字工具也被证明能够通过提供引人入胜的体验来促进行为改变。

数字时代的结构性挑战：从信息统治到认知碎片化

信息过载不仅是COVID-19等危机的暂时性副作用，更代表着数字社会中信息运作方式的深刻结构性转变。哲学家韩炳哲提出的"信息统治"概念描绘了这样一种体制：权力不再依赖于审查制度，而是建立在信息过剩的基础上。在这种系统中，个体不是被压制而是被迷惑，其认知注意力被算法优选的内容所分散，这些内容优先考虑情感共鸣而非深思熟虑的推理。

科学政策接口的沟通困境

研究强调，科学界与政治决策者之间的接口是导致公众困惑的一个结构性驱动因素。在危机中，科学界应只呈现稳健证据，或透明标记临时假设，并在确定性不可得时倡导预防措施。当科学输入未能达到这些认知和伦理标准时——当假设被权宜地部署为确定事实时——公众信任就会受损，信息疫情的影响也会因科学被政治工具化而加剧。

重建信任的伦理基础：智能透明度与认知责任

信任科学需要通过清晰性、完整性和承认不确定性的原则来培养。这一过程需要区分专业知识与观点，并推广一种认知文化，其中承认局限不被视为缺陷，而是可信度的标志。哲学家奥诺拉·奥尼尔提出的"智能透明度"概念指向一种明确承诺解决不确定性、证据基础和局限性的论述。当传播者忽视这些原则时，科学就有可能沦为易被扭曲的表演。

科学自由与伦理责任的平衡

研究还邀请我们反思科学表达中的自由概念。在这一领域，真正的自由不在于表达思想和意见的权利，而在于伦理责任，即确保陈述具有应有谨慎和责任的辨别力与精确性。查尔斯·泰勒认为，自由不仅仅是无约束，而是对真与善的导向。在这种观点下，科学自由被定义为对讲真话的纪律性承诺和对自我宣传、政治权宜和过度简化诱惑的抵抗。

年轻一代在科学传播中的关键作用

研究最后指出，必须认识到在疫情期间度过成长关键期的年轻人在塑造科学传播未来中的关键作用。年轻人与数字工具、社交媒体和同伴网络的互动既带来机遇也伴随风险。赋予他们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伦理意识，对于培养能够在专业知识与公众理解之间架起桥梁的新一代传播者至关重要。

结论与展望

WNV的近期管理表明，尽管有COVID-19的经验，但产生信息疫情的结构性条件仍然存在。沟通错误的复发——未经审查的解读、过早的政策转变和不一致的信息传递——指向未能完全内化过去紧急情况的教训。为避免不信任循环的永久化，必须将科学传播重新构想为一种嵌入公民教育和民主责任更广泛框架的伦理实践。

重建对科学的信任不仅需要准确数据，更要求这些数据被解读、传达和理解的方式发生转变。科学机构有责任将传播清晰度置于议程首位，促进认知谦逊，并培养问责文化。相应地，公众必须被提供必要的工具，以批判性方式参与科学论述。在不确定性时期，维持信任的不是绝对正确，而是诚信、能力和对公共利益的共同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