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发和部署一款数字健康辅导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之前，对两个欧洲社区的生活方式进行了需求评估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A lifestyle-based needs assessment of two European communities prior to the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of a digital health coaching smartphone application

数字健康干预在爱尔兰Athy和罗马尼亚Ia?i两个社区的需求评估显示，居民普遍面临睡眠不足、缺乏运动、高成本饮食等挑战，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年龄、教育和社会经济差异。通过社区参与式研究（CBPR）发现，数字健康解决方案需结合本地需求，避免一刀切设计，并重视弱势群体。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健康和福祉领域的应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数字健康干预（Digi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DHIs）被认为是解决全球非传染性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NCDs）负担的重要手段。NCDs包括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某些癌症等，这些疾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预防。然而，传统的健康促进措施在扩大覆盖范围和提升可及性方面存在局限，尤其是在针对难以触及或弱势群体时。因此，数字技术被视为一种能够提供更具扩展性、可及性、成本效益和公平性的解决方案。为了确保这些技术真正服务于社区，研究者开始重视社区参与式研究方法，特别是基于社区的参与式研究（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CBPR）。

本研究旨在通过CBPR方法，在爱尔兰的Athy社区和罗马尼亚的Ia?i社区进行需求评估，以了解这些社区在生活方式相关的健康挑战、障碍以及对数字健康干预的偏好。这一需求评估将为即将实施的Connect5数字健康辅导项目提供重要依据。Connect5项目的目标是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以人为本的数字健康干预方案，通过结合数字技术与健康辅导，促进更广泛的健康改善。然而，尽管数字健康干预具有巨大的潜力，但其设计和实施往往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忽略了不同社区和群体在文化、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差异，这可能导致某些群体被排除在外，甚至进一步加剧健康不平等。

在Athy和Ia?i两个社区中，研究者采用了混合方法设计，包括定量问卷调查和定性访谈/焦点小组讨论。问卷调查覆盖了社会人口学特征、生活方式习惯、健康障碍、支持需求以及对数字健康技术的看法。定性访谈则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居民的具体需求和偏好。研究发现，两个社区都面临睡眠、体力活动、久坐行为和压力方面的挑战。然而，这些挑战在不同群体中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例如，在爱尔兰，女性更容易感到孤独，且面临更多的育儿责任，这些都成为他们参与健康行为的障碍。而在罗马尼亚，男性则表现出更高的酒精和烟草使用率，同时更需要针对物质使用问题的支持。此外，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在两个社区中都面临系统性障碍，如高健康食品价格和缺乏安全的户外运动空间，这些因素限制了他们改善生活方式的能力。

这些发现表明，健康行为和障碍的差异不仅存在于社区之间，也存在于社区内部的各个社会人口学群体中。因此，为了确保数字健康干预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必须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这些社会人口学因素。CBPR方法强调将社区成员视为研究和干预设计的核心，通过他们的经验和知识共同制定符合实际需求的健康方案。这种方法不仅能够提高干预的接受度和参与度，还能够促进健康促进措施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普及和应用。

在Athy社区，受访者对数字健康技术的接受度较高，尽管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未使用过健康类应用程序或与健康教练互动。然而，他们对数字健康解决方案表现出浓厚兴趣，特别是那些结合了健康教练与数字工具的干预方式。在罗马尼亚的Ia?i社区，虽然同样有大量受访者未曾使用过健康类应用或与健康教练合作，但整体上他们对数字健康技术的支持需求更为强烈。研究还发现，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在使用数字健康技术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拥有第三级教育的受访者更倾向于使用健康类应用和可穿戴设备，并且更看重设备连接性对使用体验的影响。相比之下，接受职业培训或中等教育的群体更关注健康食品的成本和饮食偏好，以及居住环境对健康行为的影响。

此外，年龄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爱尔兰，年轻受访者（40岁以下）表现出更高的孤独感和心理压力，而年长者则更多地面临身体残疾和运动障碍。在罗马尼亚，年轻群体在健康知识和数字技术使用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而年长者则更关注睡眠质量和社交支持。这些发现表明，数字健康干预需要根据不同年龄群体的需求进行定制化设计，以确保其有效性。

值得注意的是，居住状况对健康行为和障碍也有显著影响。在罗马尼亚的Ia?i社区，居住在社会住房或临时住房的受访者面临更多的健康挑战，包括较高的物质使用风险、睡眠问题和心理健康需求。而在爱尔兰，社会住房居民更倾向于寻求社交支持。这表明，居住环境不仅影响个人的健康行为，还与他们对健康支持的需求密切相关。因此，在设计数字健康干预时，必须考虑到不同居住条件下的具体需求。

总体而言，本研究强调了数字健康干预在提升健康可及性和扩展性方面的潜力，但也指出了其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数字技术虽然能够提供便捷、高效的健康支持，但其推广和应用仍然受到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和个体能力等因素的制约。为了确保数字健康干预能够真正惠及所有群体，特别是那些处于弱势或数字鸿沟中的个体，研究者呼吁采用更具包容性和针对性的干预策略。通过结合CBPR方法，研究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社区成员的需求，并据此调整干预方案，使其更符合实际情境。

研究还发现，不同社会人口学群体对数字健康技术的接受度和偏好存在差异。例如，女性在两个社区中都表现出更高的兴趣在冥想和社交支持方面，而男性则更关注物质使用和压力管理。同时，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在使用数字健康技术方面更具优势，而低教育水平的群体则更依赖于具体的支持措施，如健康饮食指导和运动计划。这些差异提示我们，数字健康干预的设计必须考虑到不同群体的特点，避免采用单一化的模式，而是根据社区的具体需求进行调整和优化。

此外，研究还揭示了数字健康干预在提升健康意识和行为改变方面的潜力。通过结合数字工具和健康教练，数字健康干预能够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和指导，从而增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和健康行为的持续性。然而，这种干预方式的推广仍需克服一些障碍，包括技术使用的门槛、数字素养的差异以及对数字工具的接受度。因此，未来的研究和实践需要更多地关注如何提高数字健康干预的可及性和包容性，以确保所有群体都能从中受益。

本研究的结论进一步支持了CBPR在数字健康干预设计中的重要性。通过让社区成员直接参与干预方案的制定，研究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并据此开发出更具针对性和可持续性的健康干预措施。这种以社区为中心的方法不仅有助于提高干预的接受度，还能促进健康公平性，减少健康不平等现象。同时，研究也指出，尽管数字健康干预具有巨大的潜力，但在实际应用中仍需克服一系列挑战，包括社会经济差异、文化适应性以及技术普及度等问题。

未来的研究方向应包括扩大样本范围，以确保数字健康干预的广泛适用性。此外，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提高数字健康技术的易用性和适应性，使其能够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研究者应关注数字健康干预的长期效果，以及如何通过持续的支持和反馈机制，确保干预的可持续性。最终，数字健康干预应被视为一种促进健康公平性和社区福祉的重要工具，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技术本身。通过结合社区参与、个性化支持和文化敏感性，数字健康干预才能真正发挥其潜力，为全球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