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电子健康素养：一项多中心横断面研究

《Patient Preference and Adherence》：e-Health Literacy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A Multi-Center Cross-Sectional Study

本研究旨在探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电子健康素养（e-HL）水平及其影响因素。采用横断面设计，纳入350例MHD患者，通过e-HEALS量表评估发现患者平均e-HL得分为29.58±4.87，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教育程度（β=4.453）、月收入（β=3.247）和支付方式（β=2.567）为独立影响因素。低e-HL可能导致血压控制不佳、血管通路感染等临床问题，需针对低教育、低收入及自费群体制定干预策略。

　　电子健康素养（e-HL）在现代医疗环境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需要长期自我管理的慢性病患者群体中。维护性血液透析（MHD）患者由于其疾病性质和治疗过程的复杂性，对电子健康信息的获取和处理能力具有更高的需求。然而，当前的研究多集中在癌症、糖尿病等其他慢性病患者身上，对于MHD患者群体的关注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MHD患者在电子健康素养方面的现状，并识别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改善该群体的健康状况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时间跨度为2024年6月至10月，样本来自中国河北省保定市的三所三级医院，共纳入350名MHD患者。研究使用了电子健康素养量表（e-HEALS）来评估患者在三个核心维度上的表现：应用能力、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e-HEALS量表经过汉化处理，并在本研究中展现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 0.966），说明其在研究人群中的可靠性。研究还采用了单变量分析和广义线性回归模型，以识别影响e-HEALS得分的关键因素。

结果显示，MHD患者的平均e-HEALS得分为29.58 ± 4.87，表明其电子健康素养整体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表明，教育水平、月收入和医疗支付方式是影响e-HL的独立因素。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素养的深远影响，也反映了MHD患者在数字健康时代所面临的挑战。教育水平较高的患者表现出更强的健康意识和对健康信息的处理能力，这使得他们更有可能主动获取和利用在线健康资源。此外，月收入较高的患者通常具备更好的经济条件，能够更轻松地获取电子设备和互联网服务，从而提高其电子健康素养。而医疗支付方式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患者的社会经济背景，使用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NRCMS）的患者，其电子健康素养得分显著高于自费患者。

在三个维度中，应用能力的平均得分最高，为18.86 ± 5.96，表明MHD患者在使用电子健康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能力。判断能力的平均得分为6.88 ± 2.07，说明患者在评估健康信息的真实性方面表现尚可。然而，决策能力的平均得分最低，仅为3.82 ± 0.96，这反映出MHD患者在利用电子健康信息进行疾病管理方面存在较大困难。决策能力的不足可能直接导致患者在面对复杂的健康信息时难以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进而影响其自我管理的效果和临床结局。

研究还发现，年龄与电子健康素养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 = -0.386, P < 0.001），年龄越大的患者，其电子健康素养得分越低。这一现象可能与老年人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较低、对数字设备的操作不熟悉以及对网络信息的辨别力较弱有关。此外，月收入与电子健康素养呈强正相关（r = 0.657, P < 0.001），说明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患者获取和利用电子健康信息的能力。同样，教育水平与电子健康素养也呈显著正相关（r = 0.546, P < 0.001），这进一步验证了教育对健康素养的促进作用。职业和医疗支付方式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仍有统计学意义（r = 0.216, P = 0.016；r = 0.681, P = 0.012），表明不同职业背景和支付方式的患者在电子健康素养方面存在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医疗支付方式与电子健康素养的关系最为显著，这可能与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报销比例以及患者对保险政策的理解程度密切相关。在中国，MHD治疗费用主要由公共医疗保险承担，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UEBMI）、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URBMI）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NRCMS）。这些保险方案通常能够覆盖大部分治疗费用，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然而，有效的利用这些保险方案需要一定的健康素养和行政操作能力，而这些能力往往与电子健康素养紧密相关。因此，医疗支付方式不仅影响患者的经济状况，还间接影响其获取和使用电子健康信息的能力。

研究的局限性同样值得关注。首先，由于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考虑纵向研究以进一步探讨这些关联的动态变化。其次，样本仅来自河北省保定市的三所医院，地理局限性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扩大样本范围，涵盖更多地区和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患者，以提高研究的代表性。此外，电子健康素养的评估主要依赖于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回忆偏差或社会期望偏差，这会影响数据的准确性。最后，尽管回归模型显示教育、收入和支付方式为独立影响因素，但这些变量在概念上相互关联，属于社会经济地位（SES）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解释这些变量的独立影响时应保持谨慎，它们更多地代表了社会经济背景对电子健康素养的综合影响。

电子健康素养的提升不仅有助于患者更好地管理自身健康，还可能对临床结果产生积极影响。例如，较低的电子健康素养可能导致患者在钠和液体摄入限制方面的知识获取不足，从而增加透析间隔期体重增长和高血压的风险。此外，对血管通路护理信息的评估能力不足可能增加感染和血栓形成的风险。而在肾移植相关信息的获取和理解方面，电子健康素养的不足可能导致患者延误或放弃相关治疗，进而影响其整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

基于上述发现，医疗保健提供者，尤其是肾病专科医生和护理人员，应更加关注MHD患者的电子健康素养水平。针对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患者，应制定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方案。例如，为教育水平较低、经济状况较差或自费的患者提供更直观、易懂的健康信息，如图文并茂的指南、视频教程或一对一的指导服务。这些干预措施不仅有助于提高患者对电子健康信息的处理能力，还能增强其对健康问题的自我管理能力，从而改善其生活质量。

此外，政策制定者和社会机构也应采取措施，减少经济因素对患者健康素养的影响。例如，通过增加医疗补助和经济支持，帮助低收入患者更好地负担医疗费用，从而改善其对数字工具的可及性。同时，提高农村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也是提升电子健康素养的重要途径。政府和相关机构可以通过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互联网服务，帮助这些患者更便捷地获取健康信息。

在数字时代，电子健康素养已成为衡量个体健康能力的重要指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健康信息和资源通过在线平台提供，这对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医疗保健体系需要更加重视电子健康素养的培养和推广，尤其是在需要长期自我管理的慢性病患者群体中。通过提升患者的电子健康素养，不仅可以提高其健康知识水平，还能增强其在面对健康问题时的自主决策能力，从而改善整体健康状况。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MHD患者在电子健康素养方面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强调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素养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提高MHD患者的电子健康素养是改善其健康管理和生活质量的关键。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教育、政策和技术手段提升这一群体的电子健康素养，以实现更公平的健康信息获取和更有效的疾病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