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COVID-19封锁措施对健康的非预期影响：一项揭示社会脆弱性与健康公平挑战的系统评价

《Health Affairs Scholar》：The unintended health effects of U.S. COVID-19 Lockdowns: A systematic review

本刊推荐：为评估美国COVID-19封锁措施（包括居家令和学校关闭）对非COVID-19健康结局的广泛影响，研究人员开展了此项系统评价。研究纳入了132项研究（454个独立结局），结果显示，74.7%的结局表明封锁措施产生了有害影响，尤其在心理健康、肥胖及相关社会需求（如儿童发展、就业、食物获取）领域，超过90%的结局为有害。研究强调，这些措施对弱势群体（如种族/族裔少数、低收入群体）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伤害，为未来公共卫生决策提供了关键的循证依据，强调了在权衡干预措施时需全面考虑健康公平性。

　　

当COVID-19疫情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球时，各国政府仓促应战，在病毒传播机制、致病风险等信息极度匮乏的“深刻不确定性”中，被迫做出了一系列高风险的决策。美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将“封锁”（Lockdowns）作为核心应对策略，这通常包括颁布“就地庇护”（Shelter-in-place）或“居家令”（Stay-at-home orders），以及关闭学校和工作场所。这些措施的初衷是明确的：通过限制人际接触来遏制病毒传播，降低COVID-19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保护公众健康。然而，这些史无前例的干预措施，其本身就像一剂药性猛烈的处方，在试图治疗一种疾病的同时，是否会对机体——也就是整个社会——产生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历史上，公共卫生权威机构曾将封锁视为“最后手段”，正是出于对其可能引发的严重伦理、经济、健康公平和人权问题的担忧。尽管有证据表明封锁措施确实减少了COVID-19的传播，但其对死亡率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关于这些措施对更广泛健康结局（如心理健康、教育成就、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却鲜有关注。尤其在美国这样一个政治社会格局复杂、既有的健康和经济社会 disparities（差异）本就十分突出的国家，全球研究的结论是否适用？封锁措施是否会加剧原有的不平等？这些问题，在疫情初期决策时，答案是一片模糊。正是为了填补这一重要的知识空白，由Heather L. Taylor博士领导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系统性的回顾分析，旨在全面评估美国实施的封锁和学校关闭措施，对除COVID-19传播和死亡之外的各类健康相关结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项研究发表在《Health Affairs Scholar》上，严格遵循了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首选报告项目（PRISMA）指南。研究人员检索了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发表在Medline和EMBASE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研究的纳入标准包括：发表在经同行评审的英文期刊上、研究对象为美国人群、评估了政府授权的封锁（居家令/工作场所关闭）和/或学校关闭（K-12面对面教学暂停）的影响，并且主要评估的是非COVID-19传播或死亡的健康相关结局。排除标准为缺乏原始数据的文章（如评论、信件）以及无法提取美国特异性结果的多国研究。最终，从6329篇初始文献中，有132项研究符合所有标准并被纳入最终分析。研究团队开发了标准化的数据提取表，由多名评审员独立进行文献筛选和数据提取，并保证了较高的评审员间信度（Kappa统计量介于0.72至1.0之间）。对于每项研究，他们提取了其评估的所有结局、研究的公共卫生干预类型（封锁、学校关闭或两者兼有）、研究设计（如模拟、定性、横断面、前后对比、准实验）、研究人群的地理特征等关键信息。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对每个独立报道的结局的统计学发现进行了分类：显著有益（Beneficial）、显著有害（Detrimental）、无显著关联（Null）或意义不明（Unclear）。最后，他们将所有454个提取的结局归纳为15个主题一致的更大类别，以便进行系统分析。

研究结果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在最终纳入的132项研究中，大部分（70.4%）专注于评估封锁措施，20.5%评估学校关闭，9.1%同时评估两者。超过一半的研究（56.8%）时间跨度涵盖了疫情初期的全国性封锁（2020年3月至5月）和之后的延长期（2020年6月及以后）。最常见的研究设计是前后对比研究（63.6%）和横断面研究（26.5%），而内部有效性更强的准实验研究仅占4.6%。地理分布上，54.5%的研究局限于单个州，39.4%为全国性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分之一（31.8%）的研究特别关注了封锁措施对弱势群体（如种族/族裔少数群体、低收入群体、残疾人等）的影响。

总体健康结局分布

这132项研究共包含了454个可分析的独立健康结局变量。分析显示，高达74.7%（339个）的结局报告了统计学上显著的有害影响。心理健康是研究最多的领域（占全部结局的15.0%），其中92.7%的结局为有害。其他高频研究领域，如医疗服务可及性（13.2%的结局）和酒精、药物或物质使用（11.0%的结局），分别有75.0%和64.0%的结论指向有害影响。尤为触目惊心的是，在肥胖（94.3%有害）、儿童发展/教育（96.6%有害）、就业（100%有害）、食物获取（100%有害）以及经济/财务稳定性（100%有害）这些类别中，几乎所有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封锁措施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相比之下，创伤/损伤和某些疾病相关结局的影响模式则较为复杂，大约一半的分析报告了有益影响（例如，因机动车、行人、摩托车相关事故和创伤入院人数减少），另一半则报告了有害影响（例如，因枪支和刀具暴力导致的创伤相关入院增加）。

影响有害结局报告的因素分析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某些研究特征与更高比例的有害结局报告相关。例如，横断面研究（84.8%有害）和定性研究（90.9%有害）比前后对比研究（69.1%有害）或准实验研究（70.4%有害）更可能报告有害结果。研究范围覆盖全国或多州的研究，其报告有害影响的比例（分别为84.1%和85.0%）也显著高于仅限于单一州的研究（67.1%）。最关键的发现在于，聚焦于弱势群体的分析结果中，高达90.4%报告了有害影响，这一比例显著高于针对普通人群的分析（70.0%）。这表明封锁措施对弱势群体的伤害更为严重和普遍。

对弱势群体的不成比例影响

在针对弱势群体的104个结局分析中，有害影响占绝对主导地位（90.4%）。最受关注的领域是医疗服务可及性（占弱势群体结局的23.1%），其中91.6%为有害。在弱势群体中，肥胖（18个结局全部有害）、经济/财务稳定性（6个全部有害）、一般健康状况（5个全部有害）、食物获取（4个全部有害）和就业（2个全部有害）等领域，有害影响达到了100%。心理健康（91.7%有害）、健康行为（90.0%有害）和儿童发展/教育（88.9%有害）等领域也 predominantly（主要地）呈现有害趋势。

准实验研究的证据

在纳入的6项准实验研究（通常被认为能提供更强因果关系证据）涉及的27个结局中，19个（70.4%）为有害。例如，Brodeur (2021) 发现，封锁期间谷歌搜索“无聊”、“孤独”、“悲伤”、“担忧”等词汇的活动增加，提示心理健康受到不利影响。Cafferty (2024) 报告，在疫情第一年，青少年自杀筛查阳性率上升，而随着学校重新开放，这一趋势发生逆转。Weaver (2021) 的研究揭示了学校关闭期间儿童体重指数Z评分（BMI z-scores）的急剧上升，其增幅大约是疫情前年份（2017-2019年）年平均增幅的十倍，且这种体重增加在不同性别、种族和年龄的儿童中均有观察到，其中疫情前体重正常的儿童体重增长幅度最大。Rapoport (2021) 发现纽约市在2020年3月至5月期间报告的儿童虐待指控和儿童保护服务调查有所减少，但作者认为这更可能反映了 underreporting（漏报）（因为居家令和学校关闭破坏了传统的监测和报告机制），而非发生率的真实下降。Ferwana (2024) 在调整了各州政策和当地病例数差异后，发现封锁和学校关闭期间心理健康设施的使用量持续增加，恐慌症和严重应激的诊断也显著上升。这些设计更严谨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封锁措施对心理健康和肥胖等方面产生独立负面影响的结论。

研究结论与讨论

这项系统评价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美国的COVID-19封锁和学校关闭措施与多种健康结局的恶化频繁相关。这些有害影响广泛存在于心理健康、肥胖以及健康相关社会需求（如儿童发展/教育、就业、食物获取、经济稳定）等领域。研究结果与全球范围内的发现一致，共同指向这些干预措施可能导致焦虑和抑郁率上升、肥胖问题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恶化、学生学业成就下降以及就业和经济稳定受到干扰。

讨论部分深刻指出，封锁措施对弱势群体造成的额外负担，很可能源于其对健康相关社会需求（Health-Related Social Needs）的冲击。工作场所关闭扰乱了就业和收入，进而影响了食物和住房稳定。同样，学校关闭不仅限制了儿童的教育机会，也剥夺了他们通过学校补贴膳食项目获得基本营养的途径。鉴于健康相关社会需求已被证实是比医疗保健或个人健康行为更强的健康预测因子，任何破坏这些需求的干预措施都尤其值得警惕。封锁和学校关闭通过干扰这些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很可能加剧了美国现有的健康 inequities（不平等）。因此，即使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以效用主义（如最大化拯救生命）为目标，决策者也必须审慎权衡干预措施的益处、危害和伦理意涵，特别是在不确定性很高的时期。

研究者从公共卫生伦理学角度反思，认为相关决策可能无意中违背了强调正义、公平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公共卫生伦理基本原则。他们援引了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模型、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和社会生态模型（Socioecological Model）等框架，指出当个体的基本生理和安全需求（如食物和经济稳定）受到破坏时，期望他们优先考虑健康相关行为是不现实的，对于本就生活在需求层次底端的弱势群体而言尤其如此。

基于研究结果，作者呼吁政策制定者未来在考虑实施封锁和学校关闭等限制性措施时，必须更加公开、公平地权衡健康、经济和教育等多方面后果，认识到保护福祉远不止于预防疾病。他们建议使用诸如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 QALYs）等工具来量化政策得失，确保没有任何群体承受不公平的负担。未来的政策应力求限制性最小，并设立明确的公平保障措施。当不平等加剧时，政府应转向破坏性较小的策略或提供针对性支持。一个具有韧性的应对措施必须优先考虑公众参与和透明度。

研究意义与局限性

该研究是首个系统量化美国封锁和学校关闭对广泛健康影响的系统评价，为未来的公共卫生决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证据基础。然而，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与所有纳入的原始研究一样，难以完全区分封锁政策本身的影响与疫情大流行本身（如对感染的恐惧、丧亲之痛、前线工作人员压力）造成的影响，尽管部分准实验研究试图控制这一混淆因素。其次，搜索策略可能遗漏了一些受封锁影响的健康结局，且因专注于健康相关结局，未涵盖其他重要的社会影响（如公众信任度变化）。第三，数据主要从研究摘要中提取，可能导致低估相关结局的数量。此外，排除了那些未明确将封锁或学校关闭作为独立暴露因素来衡量的研究，这可能使得一些相关见解未被纳入。综合来看，这些局限性意味着该研究很可能低估了封锁和/或学校关闭相关的健康后果的全貌。尽管如此，由于并非所有结局（如创伤或疾病相关结局）都一致地显示有害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本次评价中存在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的担忧。

研究者展望未来，认为除了测量广泛的健康影响外，还应量化与封锁和学校关闭相关的经济负担，以及实施这些措施所挽救和损失的总质量调整生命年。通过多种指标评估政策效果，将有助于决策者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更全面地理解这些干预措施的利弊。此外，该研究也为整个领域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究竟何种程度的传染病风险，才在伦理和正义上足以正当化对教育机会和工作权利——这些与健康福祉直接相关、被视为不可剥夺的人权——的限制。

总之，这项系统评价生成的证据能够更好地为公共卫生专业人士和决策者提供信息，使其了解与封锁和学校关闭相关的更广泛健康结局。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干预措施导致了显著的不利健康影响。政策制定者在考虑未来的封锁和学校关闭决策时，应仔细权衡全方位的健康后果，特别是那些可能加剧弱势群体现有健康不平等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