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增重的焦虑可能加剧暴食障碍症状：一项聚焦症状多样性与发作频率的研究

《Scientific Reports》：Anxiety about getting fat may increase the number of binge-eating disorder symptoms

本研究针对暴食障碍(BED)与焦虑、抑郁及对增重的焦虑(AGF)之间的复杂关系展开。研究人员通过HADS量表和BMAS-20量表对103名符合BED诊断标准的女性进行评估，发现AGF与BED症状数量呈正相关(ρ=0.45, p<0.001)，且AGF是BED症状多样性的显著预测因子(β=0.44)。研究创新性地从症状数量和发作频率双视角揭示：症状多样性较发作频率更能反映BED的病理特征，为临床干预提供了新方向。

　　

当我们谈论暴食障碍时，很多人会联想到不受控制地大量进食的行为。但隐藏在暴食背后的心理机制却远比表面行为复杂。暴食障碍作为一种正式的精神障碍，其典型特征包括反复发作的暴食行为，并伴随主观上的失控感。与神经性贪食症不同，暴食障碍患者不会采取催吐、服用泻药等补偿性行为来防止体重增加。这种无序的进食模式不仅带来身体上的负担，更伴随着深刻的心理痛苦——内疚、羞耻、自我贬低等负面情绪如影随形。

尽管先前研究已经注意到情绪障碍与暴食障碍之间存在关联，但对其内在机制的了解仍显不足。特别是对增重的焦虑这一特定心理因素在暴食障碍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对增重的焦虑被视为进食障碍的核心特征之一，在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中已有较多研究，但在暴食障碍这一相对新近获得独立诊断地位的疾病中，其对增重的焦虑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

波兰的研究团队意识到这一知识空白，决定深入探究对增重的焦虑、广泛性焦虑和抑郁在暴食障碍中的表现特点。研究特别创新性地从两个维度考察暴食障碍：一是症状的多样性（即患者表现出的不同暴食障碍症状的数量），二是症状的严重程度（基于暴食发作的频率）。这种双视角的研究设计使得能够更全面地理解暴食障碍的病理心理特征。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招募了103名符合DSM-5暴食障碍诊断标准的女性参与者，这些参与者来自肥胖治疗诊所、减重外科病房、心理诊所以及暴食者支持团体。研究采用自编的暴食障碍症状量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和体重焦虑量表(BMAS-20)进行评估。自编量表基于DSM-5诊断标准，用于评估暴食障碍症状的存在和数量；HADS用于评估焦虑和抑郁水平；BMAS-20则专门测量与体重相关的焦虑水平。数据分析采用了Spearman等级相关、Kruskal-Wallis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聚类分析和线性回归等多种统计方法。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参与者的对增重的焦虑水平与暴食障碍症状数量之间存在中等强度的正相关关系(ρ=0.45, p<0.001)。广泛性焦虑与对增重的焦虑之间也存在类似强度的正相关(ρ=0.48, p<0.001)，而广泛性焦虑与暴食障碍症状数量的相关性稍弱但仍显著(ρ=0.35, p<0.001)。有趣的是，暴食障碍症状严重程度（基于发作频率）仅与抑郁呈弱负相关(ρ=-0.20, p<0.05)。

暴食障碍症状严重程度与抑郁、焦虑及对增重的焦虑的关系

当按暴食发作频率将参与者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三组时，研究发现这些组别在抑郁症状严重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表明，轻度暴食障碍症状组（每周1-3次发作）的抑郁症状严重程度显著高于中度症状组（每周4-7次发作）。这一发现与通常预期的“症状越严重，抑郁越严重”模式相反，提示在暴食障碍中，抑郁与暴食行为频率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的复杂关系。

暴食障碍症状多样性与抑郁、焦虑及对增重的焦虑的关系

通过聚类分析，研究人员将参与者分为症状多样性较低（中位数为5个症状）和较高（中位数为7个症状）的两组。比较分析发现，症状多样性较高的组别在焦虑水平和对增重的焦虑水平上均显著高于症状多样性较低的组别。这一结果表明，症状的多样性（即表现出的不同暴食障碍症状的数量）而非发作频率，与焦虑情绪有更紧密的关联。

基于抑郁、焦虑及对增重的焦虑预测暴食障碍症状多样性

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对增重的焦虑是暴食障碍症状多样性的显著预测因子(β=0.44, p<0.001)，而抑郁和广泛性焦虑在模型中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该模型解释了暴食障碍症状多样性25%的变异量，表明对增重的焦虑在暴食障碍症状表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研究的讨论部分深入解读了这些发现的潜在意义。首先，焦虑与暴食障碍症状多样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支持了情绪调节理论的观点，即暴食行为可能是应对负面情绪（如焦虑）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对增重的焦虑可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个体因为担心体重增加而感到焦虑，转而通过进食来缓解这种不适感，而暴食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对体重增加的恐惧。

其次，抑郁与暴食发作频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挑战了传统认知。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与抑郁的不同亚型有关：典型抑郁常伴随食欲下降，而非典型抑郁则可能表现为食欲增加。研究中轻度暴食组较高的抑郁水平可能反映了典型抑郁的特征，而随着暴食频率增加，抑郁表现可能发生变化。

最重要的是，研究强调了从症状多样性角度理解暴食障碍的价值。症状数量较多可能意味着疾病对个体生活更多方面的渗透和影响，从而导致更差的生活质量。这一视角为临床评估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除了关注暴食行为的频率，还应全面评估患者表现出的症状多样性。

研究的优势在于其创新性的双视角设计，同时考察了暴食障碍的症状多样性和发作频率。然而，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样本量相对较小、仅包括女性参与者、使用自编未标准化量表等。此外，聚类分析的结果因样本限制应被视为探索性发现，需要更大样本的研究加以验证。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深化了我们对暴食障碍心理机制的理解，特别强调了对增重的焦虑在暴食障碍症状表现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提示，临床症状评估中应重视症状多样性的评估，而针对对增重的焦虑的干预可能有助于减轻暴食障碍的症状负担。这些发现为开发更有效的暴食障碍预防和治疗策略提供了重要见解，也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需要在更大样本中验证这些关系，并探索这些心理机制在不同性别群体中的表现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