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21年间因高体重指数导致的卵巢癌的全球、地区和国家负担:来自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见解

《Frontiers in Oncology》: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burden of ovarian cancer attributable to high body mass index, 1990–2021: insight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1

【字体: 时间:2025年11月01日 来源:Frontiers in Oncology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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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癌高BMI相关疾病负担1990-2021年全球及区域趋势分析,基于GBD数据,采用年龄标准化死亡率率(ASMR)和致残调整寿命年率(ASDR)评估疾病负担,发现ASMR和ASDR总体稳定但绝对死亡数及DALYs显著上升,高SDI地区负担最重且呈下降趋势,而中低SDI地区负担上升,2022-2050年预测ASMR达1.64,ASDR达54.63。

  卵巢癌是一种对女性生殖系统具有高度致命性的恶性肿瘤,其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均较高,给公共卫生带来了巨大挑战。近年来,随着全球肥胖率的上升,研究发现高体重指数(BMI)与卵巢癌风险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本研究基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2021年的数据,评估了1990年至2021年间,全球及各地区因高BMI导致的卵巢癌疾病负担,包括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和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生命年(ASDR)的变化趋势。研究还探讨了不同社会经济指标(SDI)水平下的疾病负担差异,并对未来2022年至2050年的趋势进行了预测,以期为制定针对高BMI相关卵巢癌的预防和控制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在方法上,研究团队从GBD数据库中提取了1990年至2021年的相关数据,涵盖死亡人数、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等关键指标,并对数据进行了年龄、性别和地理区域的分层分析。研究采用了Joinpoint回归模型来识别ASMR和ASDR在时间上的显著变化,同时通过相关性分析探讨了疾病负担与SDI之间的关系。此外,还利用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BAPC)模型对未来趋势进行了预测,该模型结合了人口结构变化和不确定性因素,以提高预测的可靠性。

研究结果显示,从1990年到2021年,全球因高BMI导致的卵巢癌ASMR和ASDR变化较小,但死亡人数和DALYs却显著增加。这表明,尽管标准化率相对稳定,但绝对数量的上升反映了人口老龄化和BMI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年龄分布方面,卵巢癌死亡率和DALYs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中死亡率在65至69岁年龄段达到峰值,而DALYs则在55至59岁年龄段达到高峰。这种年龄相关的模式表明,高BMI对卵巢癌的影响在中年和老年女性中尤为显著。

从地区角度来看,高SDI区域的ASMR和ASDR普遍较高,但这些区域的疾病负担呈现下降趋势,而低SDI区域则出现了上升。具体而言,1990年时,格陵兰的ASMR和ASDR均处于较高水平,而在2021年,阿联酋的ASMR和ASDR显著增长,成为全球最高的地区之一。这反映出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卵巢癌负担的复杂影响。高SDI地区虽然拥有更完善的医疗体系和更高的健康意识,但其生活方式的改变,如饮食结构的西化和体力活动的减少,也可能导致肥胖率的上升,从而加剧卵巢癌的负担。因此,尽管高SDI地区在某些方面具有优势,但其疾病负担仍不容忽视。

研究进一步揭示了SDI与卵巢癌负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无论是1990年还是2021年的数据,均显示随着SDI的提高,ASMR和ASDR也相应上升,直到SDI达到0.7至0.8的范围后,出现略微下降的趋势。这一发现提示我们,社会经济因素在卵巢癌的发生和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不同地区的SDI水平差异可能是导致疾病负担分布不均的重要原因。因此,针对不同SDI水平的地区,应制定差异化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有效应对高BMI带来的卵巢癌风险。

在对疾病负担的未来趋势进行预测时,BAPC模型显示,到2050年,因高BMI导致的卵巢癌ASMR预计将达到1.64(95%不确定性区间:1.35–1.93),ASDR则预计升至54.63(95%不确定性区间:45.41–63.84)。这一预测与全球肥胖率持续上升的趋势相吻合,预计到2050年,全球将有超过38亿成年人面临肥胖问题。随着肥胖人群的扩大,卵巢癌的疾病负担也将随之增加,尤其是在中高SDI地区。这提示我们,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以应对未来可能加剧的卵巢癌负担。

此外,研究还探讨了高BMI与卵巢癌之间的潜在机制。已有研究表明,高BMI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卵巢癌的风险。例如,肥胖与慢性炎症、激素水平变化以及代谢异常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可能促进卵巢癌的发生和发展。同时,高BMI还可能影响卵巢癌的治疗效果和预后情况。尽管某些研究显示,高BMI对卵巢癌患者的生存率有暂时性改善,但总体而言,肥胖仍然是卵巢癌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

针对这一问题,研究团队指出,目前全球范围内关于高BMI导致的卵巢癌负担的系统性数据仍较为有限。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数据收集和分析,特别是在低资源地区,提高癌症登记系统的完善程度,以更准确地评估疾病负担。同时,研究建议未来应加强对高BMI人群的健康教育,提高公众对肥胖与卵巢癌风险之间关系的认识,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

本研究的局限性也值得重视。首先,BMI作为评估个体肥胖风险的指标,虽然在群体层面具有较高的适用性,但无法全面反映个体的脂肪分布和代谢状态。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考虑引入更精确的脂肪测量指标,如腰臀比、内脏脂肪含量等,以提高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其次,数据的完整性可能受到报告偏差的影响,特别是在缺乏健全癌症登记系统的地区,可能低估了卵巢癌的真实负担。此外,由于缺乏针对高BMI人群的长期队列数据,研究在分析暴露与疾病发生之间的关系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应加强此类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最后,研究未充分考虑新冠疫情对疾病负担的影响,例如癌症筛查、诊断和治疗的延迟可能影响了短期趋势的准确性,进而对2050年的预测产生一定的干扰。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全球范围内因高BMI导致的卵巢癌负担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肥胖率的上升,未来负担可能进一步加重。因此,公共卫生政策应更加关注高BMI人群,特别是在中高SDI地区,通过改善健康环境、加强健康教育和提高癌症早期筛查率等措施,有效降低卵巢癌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同时,研究也强调了在制定干预策略时,应结合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健康资源分配情况,以实现更精准的防控效果。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卵巢癌的流行病学特征,也为全球范围内的疾病防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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