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全球分配正义原则对实施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影响

《Conservation Biology》：Implications of global distributive justice principl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本文探讨了全球分配正义原则（包括贡献者付费、受益者付费和支付能力原则）如何指导《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的公正实施。作者结合规范哲学文献与生物多样性退化、资源开采效益及各国生计水平的实证数据，构建了一个全面的分配正义框架，强调高收入国家应在国内外为GBF目标（如保护30%陆地和海洋、减少污染等）提供大量资金，并有道德义务通过减少污染、改变消费模式等方式减轻对生物多样性的压力。文章指出，GBF在资金、规划、监测、报告和审查结构方面的制度创新为公正实施提供了可能，但最终取决于各缔约方的政治意愿。

　　

在第六次大灭绝时代，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对地球生命至关重要。202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这是一个包含23个以行动为导向的2030年目标的战略计划。然而，生物多样性行动带来直接和间接成本，这些成本在全球分布不均。尽管GBF隐含承认缔约方在实施过程中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仍悬而未决。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与分配正义问题

CBD作为一项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多边环境协定，隐含纳入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BDR）原则。GBF的23个行动目标比之前的决定更具体，但其全球性目标并未明确个别国家应如何实施。例如，目标3要求保护全球30%的陆地和海洋区域，目标7要求将污染风险降低到对生物多样性无害的水平。然而，谁应承担保护区的直接成本（如管理人员工资）和机会成本（如限制资源开采）？如果渔民被要求降低捕捞配额，谁应补偿其收入损失？国际贸易是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因素，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在多大程度上负责景观恢复成本？GBF未回答这些问题，但公正问题至关重要，因为感知不公可能引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反对。

分配正义原则及其对GBF目标的启示

为填补这一空白，我们构建了一个基于实证的分配正义框架，结合三个互补的全球环境正义原则，为GBF的公正实施提供规范指导。

贡献者付费原则

贡献者付费原则（类似气候正义中的污染者付费原则）要求造成环境危害的行为者承担纠正危害的成本。在生物多样性背景下，这意味行为者应按其造成危害的比例承担纠正成本。生物多样性足迹研究显示，高收入国家（如北美、欧洲）的人均生物多样性足迹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且通过进口将生物多样性丧失外部化到其他地区（如南美、非洲）。例如，欧盟约50%的土地利用和生物多样性压力发生在境外。因此，高收入国家有特别高的道德义务减少污染（目标7）和过度消费（目标16），并通过技术和财政支持帮助低收入国家实现保护（目标3）和恢复（目标2）目标。然而，该原则在历史生物多样性退化（当代人不应对祖先行为负责）和贫困（人们不应为基本生计需求下的资源过度使用承担道德责任）方面存在局限。

受益者付费原则

受益者付费原则填补了历史危害的空白，要求从过去环境危害中不当获益的行为者承担额外成本。历史证据表明，欧洲国家通过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开采（如森林砍伐、种植园经济）为当前财富奠定基础，这些活动导致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因此，高收入国家有责任支持全球南方的生物多样性行动，避免进一步从危害中获利。该原则强化了高收入国家减少消费足迹和污染行为的义务。

满足人类需求与支付能力原则

支付能力原则强调，不应让任何人因环境行动而陷入或加深贫困。低收入国家实施GBF目标（如扩大保护地、恢复退化生态系统）可能威胁基本生计。例如，实现目标3要求低收入国家将GDP的0.32%用于保护区，负担是高收入国家的三倍以上。因此，高收入国家应承担剩余成本，确保低收入国家居民能达到体面生活水平（如充足营养、健康）。基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实用指导，低收入和部分中低收入国家应免于承担生物多样性行动成本，而高收入国家需提供国际支持。

制度嵌入与政治意愿

GBF的制度创新为实施提供了机会。目标19要求到2030年将国际生物多样性资金流动增至每年至少300亿美元，但2022年实际资金仅为154亿美元，且流向偏重中等收入国家。新设立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GBFF）和强化后的规划、监测、报告和审查（PMRR）机制有望提升透明度和问责制。然而，资金分配不均和监测数据缺口仍是挑战。最终，GBF的公正实施取决于缔约方的政治意愿。

综上所述，所有国家有共同责任保护其境内的生物多样性，但责任高度分化。高收入国家因当前危害贡献、历史获益和经济能力，需承担主要义务：减少国内外的污染和过度消费，并为低收入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只有结合正义原则与制度改革，才能在2030年前实现GBF的公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