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81万人大样本研究揭示新冠后遗症风险因素：家族聚集性与关键预测因子分析

《Communications Medicine》：Exploring predictors of post-COVID-19 condition among 810 851 individuals in Sweden

本期推荐一项基于瑞典全国健康登记系统的队列研究。为识别新冠后遗症(PCC)的高危人群，研究团队对810,851名新冠感染者进行多变量分析，发现急性感染严重程度、未接种疫苗、女性、高龄、特定共病（如血栓性疾病、哮喘、纤维肌痛）及家族/同住者PCC史是重要风险因素。该研究为精准防控PCC提供了流行病学依据。

　　

新冠病毒(SARS-CoV-2)感染引发的长期健康问题——新冠后遗症(Post-COVID-19 Condition, PCC)，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新挑战。尽管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宣布新冠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PCC对个体健康、医疗系统及社会经济的持续影响不容忽视。在瑞典，自2020年10月起已启用ICD-10编码U09.9用于临床诊断PCC，为基于登记数据的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提供了条件。然而，此前多数PCC风险因素研究存在样本量小、人群选择性偏倚大等局限，缺乏对遗传、环境、职业等因素的系统评估。

为解决上述问题，瑞典哥德堡大学Maria Bygdell团队利用覆盖全国40%人口的SCIFI-PEARL项目(Swedish Covid-19 Investigation for Future Insights-a Population Epidemiology Approach using Register Linkage)数据，开展了一项针对810,851名成年新冠感染者的队列研究。该研究发表于《Communications Medicine》，通过多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和逆向逐步选择法，全面评估了社会人口学特征、共病、医疗接触行为、急性感染严重程度、病毒变异株类型、疫苗接种状况及家族/同住者PCC史等38个潜在风险因素与PCC诊断的关联。

研究方法概要

研究纳入2020年8月1日至2022年2月9日期间瑞典两大地区（斯德哥尔摩和西约塔兰）所有首次确诊新冠的成人居民，随访至2023年11月30日。PCC诊断定义为感染28天后记录的U09.9编码。数据来源包括国家法定传染病登记系统(SmiNet)、患者登记系统(NPR)、初级医疗数据库(VAL/VEGA)及疫苗接种登记系统(NVR)等。统计采用Cox模型计算风险比(HR)，并通过LASSO回归验证模型稳健性。

研究结果

人群特征与发病率

在810,851名感染者中，1.4%（11,464人）在随访期间被诊断为PCC。从感染到PCC诊断的中位时间为2.7个月，75%的病例在感染后7个月内确诊。高龄（40-79岁组发病率9.4/千人年）、女性、非瑞典出生、高学历、必要行业工作者及有共病基础者的PCC粗发病率较高。

多变量风险因素分析

逆向逐步选择最终保留26个显著变量。急性感染严重程度是最强风险因素：需住院非ICU治疗者HR=6.52（95%CI 6.17-6.89），需ICU治疗者HR=29.05（95%CI 26.80-31.48）。接种疫苗（任意剂次）是重要保护因素（HR=0.55）。此外，血栓性疾病、哮喘、纤维肌痛、抑郁/焦虑及应激相关障碍等共病显著增加PCC风险，而卒中、痴呆、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与风险降低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家族成员（HR=1.92）或同住者（HR=1.76）有PCC病史是新型独立风险因素。

分层与敏感性分析

按病毒变异株时期（前Alpha、Alpha、Delta、Omicron）和急性感染严重程度分层后，年龄、哮喘、纤维肌痛、应激障碍、家族/同住者PCC史等12个因素在所有分层中均保持显著。将PCC诊断间隔从28天改为90天后，结果保持稳健，仅“出生国”和“家族PCC史”两个变量被剔除。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首次在大规模人群中证实，PCC风险与生物（如共病）、环境（如家族聚集性）和社会行为（如职业类型）因素多维相关。家族/同住者PCC史作为遗传和共享环境代理指标，提示PCC可能存在易感机制或健康意识传递效应。必要行业工作者（如医护人员）风险升高，可能与高频暴露或健康监测强度相关。共病中，常见精神障碍与PCC的正关联可能反映症状重叠或就医行为差异，而严重精神障碍的风险降低或与诊断不足有关。

研究局限性包括PCC诊断代码未经验证、无法区分感染特异性症状与其他病因所致相似症状，以及缺乏急性期临床指标（如病毒载量）。但基于全人群登记数据的设计最大限度减少了选择偏倚，为未来靶向干预提供了科学依据。作者强调，需进一步通过孟德尔随机化等方法区分风险因素与混杂效应，并深入探索家族聚集性的生物学机制。

意义

该研究不仅验证了已知PCC风险因素（如女性、重症感染），还揭示了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及家族聚集性等社会结构维度的影响，提示PCC防控需结合生物医学与社会行为综合策略。研究结果对精准识别高危人群、优化疫苗分配及长期健康管理具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