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殖器切割/残割(FGM/C)的医疗与社区视角：基于社会生态模型的定性研究

《eBioMedicine》：Healthcare and community perspectives on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cutting (FGM/C): a qualitative study

本研究针对全球超过2.3亿女性及女童面临的女性生殖器切割/残割(FGM/C)这一严峻公共卫生与人权挑战，深入探讨了其在澳大利亚埃塞俄比亚裔社群中的多层面驱动因素、健康影响及医疗化争议。研究人员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主题分析，揭示了FGM/C在个体、人际、社区及政策制度层面的复杂交织关系，强调了以社区为中心、多层级联动的综合策略对于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消除FGM/C的关键意义。

　　

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女性生殖器切割/残割(FGM/C)始终是一个沉重而复杂的话题。它不仅仅是一种传统习俗，更是涉及人权、性别平等、文化认同和医疗伦理的深刻社会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2.3亿女性和女童受到FGM/C的影响，每年仍有数百万女孩面临风险。尽管国际社会已将其认定为一种严重的人权侵犯和性别暴力形式，并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要求到2030年消除该实践，但进展依然缓慢，甚至在部分地区出现医疗化（即由医疗专业人员操作）趋势，这为消除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对于移民社群而言，情况更为复杂，他们既要面对原籍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压力，又需适应移居国截然不同的法律和社会规范，这种文化冲突常常加剧了受影响女性的心理困扰和身份认同危机。在此背景下，理解FGM/C在特定移民社群中的多维驱动因素和影响机制，对于制定有效的、文化适宜的干预策略至关重要。

为了深入探究这一问题，一篇发表在《eBioMedicine》上的研究《Healthcare and community perspectives on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cutting (FGM/C): a qualitative study》提供了新的见解。该研究由Asteray Assmie Ayenew、Ben W. Mol、Gedefaw Abeje和Billie Bradford合作完成，聚焦于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埃塞俄比亚裔社群。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研究人员于2024年至2025年间，对23名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埃塞俄比亚人（包括具有FGM/C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士和具有生活文化经验的非专业人士）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访谈使用阿姆哈拉语进行，以确保参与者能充分表达。数据分析采用了Braun和Clarke的反身性主题分析框架，并借助NVivo-14软件进行辅助，旨在从社会生态模型(SEM)的视角，系统梳理FGM/C在个体、人际、社区及政策制度四个层面的驱动因素和影响。

主题1 | 个体层面的FGM/C驱动因素及其影响

女性与女童身体自主权的缺失

研究发现，FGM/C的实施剥夺了女性与女童的身体自主权。女孩通常在幼年时期（尤其是一岁前）接受FGM/C类型I和II，而类型III（锁阴术）则多在青春期前进行，目的是控制性行为、保持贞洁和婚姻忠诚。无论年龄大小，女性往往无法拒绝家庭的决定，因为拒绝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如被社会排斥、难以婚配，并使家族蒙羞。在婚姻与经济生存紧密相连的农村地区，顺从社区规范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FGM/C的深远健康影响与未满足的医疗需求

研究揭示了FGM/C的双向影响：接受切割的女性面临 immediate（立即）和 long-term（长期）的身心伤害，包括疼痛、出血、感染、创伤后应激、生育并发症、性功能障碍及心理困扰；而未接受切割者则可能遭遇社会污名、排斥和婚姻前景黯淡。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者指出，即便是被认为“较轻”的FGM/C类型I和II，其导致的疤痕组织和不弹性也会引起慢性疼痛和性问题，其长期影响可能不亚于类型III，这对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类型III严重后果的倾向提出了挑战。此外，许多受影响个体并未将后续健康问题与幼年经历的FGM/C联系起来，导致健康寻求行为不足，医疗需求远未得到满足。

主题2 | 人际层面

FGM/C作为成人礼、社会文化资本与家族传统

在人际层面，FGM/C被描述为一种成人礼，是家族血脉和社会文化资本的体现。家庭进行切割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女儿被视为行为得体、性欲可控，从而维护家庭荣誉和社群归属感。该实践深深植根于文化价值观和 patriarchal（父权）规范中。

误解、神话与否认FGM/C的存在

许多家庭因对女性生殖解剖和生理的误解而实施FGM/C，例如认为阴蒂或阴唇会干扰性交或分娩。一些文化神话将阴蒂污名化为不洁或男性化。部分参与者甚至不认为FGM/C是人权侵犯，并将其与男性割礼相提并论。此外，出于对法律后果的恐惧或对询问者动机的怀疑，一些家庭会否认FGM/C的存在，甚至质疑国际数据的真实性。

家庭压力、对社会排斥的恐惧与婚姻前景

强大的社会压力是驱动FGM/C的关键因素。即使父母个人不愿意，他们也常常面临来自亲戚、邻居、宗教领袖和祖父母的压力，要求他们遵从传统，以避免女儿被污名化和社交孤立。婚姻前景是核心驱动因素，FGM/C被视为确保女儿能够婚配、维护家庭声誉的必要条件。

主题3 | 社区层面

FGM/C深植于复杂的社会文化动态中

研究发现，FGM/C与婚姻、宗教和父权制等社会结构紧密交织。社区期望女性保持性被动、沉默和支持性角色，而丈夫则是家庭的主导者。尽管没有任何宗教经文明确要求FGM/C，但社区常将其与宗教联系起来，作为控制女性性欲、维护贞洁和父权制的手段。这种社会规范甚至在访谈中也得到体现，女性参与者通常不如男性参与者表达自如。

FGM/C作为防止强奸和性暴力的一种手段

一个引人关注的发现是，在某些农村地区，FGM/C（特别是类型III）被视为保护女孩免受性暴力和强奸的一种方式。原因是，如果一名已接受切割的女孩遭受侵犯，施暴者会受到社区的谴责和惩罚。这反映了在缺乏正式司法系统和安全网的环境中，家庭被迫采取有害做法作为应对策略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

主题4 | 政策与制度层面

FGM/C的医疗化

关于医疗化，参与者观点分歧。少数人认为，由医疗专业人员在医疗机构中操作FGM/C可以作为一种减害策略，减少 immediate complications（即时并发症），并作为消除实践的初始步骤，通过建立信任为教育和对话打开大门。然而，大多数参与者强烈反对医疗化，认为这违反了“不伤害”的医学誓言，是对健康身体的渎职行为，并可能通过赋予实践合法性而破坏消除努力，这与WHO、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等国际机构的立场一致。

关于去锁阴术与再锁阴术的问题

对于类型III FGM/C，deinfibulation（去锁阴术）是必要的医疗程序，但随后的reinfibulation（再锁阴术，即重新缝合）则被国际指南禁止，并被视为FGM/C的一种形式。大多数参与者支持这一禁令。然而，部分参与者认为，受影响的女性应有权在知情同意下获得医疗再锁阴术，他们认为拒绝提供此服务是剥夺医疗权利，可能导致心理困扰、婚姻问题，甚至驱使女性返回原籍国寻求不安全操作。他们将其与阴唇成形术、处女膜修复术等其他生殖器整形手术进行比较，质疑其中的伦理一致性。

FGM/C的预防与消除

在预防策略方面，参与者强调需要多管齐下的方法。持续社区参与、借助受信任的社区领袖（特别是宗教领袖）进行教育被普遍认为是有效途径。将FGM/C内容整合到一般健康促进、生殖健康服务、学校课程和媒体宣传中至关重要。同时，需要加强法律保护，严惩性暴力犯罪者及实施FGM/C的家长和切割者，而不是通过切割女孩来“预防”强奸。尽管面临挑战，但通过社区主导、多部门合作的方式，消除FGM/C是可能的。然而，也有参与者表示怀疑，认为FGM/C与社会文化价值观纠缠过深，彻底消除极为困难。

本研究结论部分强调，FGM/C的驱动因素和影响在社会生态模型的各个层面相互交织，凸显了采取多层次策略应对FGM/C在医疗、预防和消除方面的必要性。讨论部分进一步指出，该研究首次在澳大利亚移民背景下，综合了专业知识和生活经验，提供了对FGM/C多维度的深入理解。研究结果揭示了FGM/C的持续存在与性别规范、文化传统、结构性不平等以及医疗伦理困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医疗化和再锁阴术等议题上的争议，反映了全球人权标准与地方文化实践、个体自主权与医疗伦理之间的张力。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制定更具文化敏感性和有效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了实证依据。研究强调，任何成功的消除策略都必须是以社区为中心的，需要尊重文化背景的同时，通过教育、赋权女性和女童、强化法律框架以及促进多部门合作来逐步改变深层次的社会规范。对于 healthcare providers（医疗保健提供者）而言，研究呼吁提供全面的、跨学科的、以女性为中心的护理，以应对FGM/C带来的复杂身心社灵需求。最终，这项研究为推动实现2030年消除FGM/C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了重要的学术和实践价值，指出了一条需要全球持续承诺和社区深度参与的、艰巨但必要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