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全科医疗与疾病津贴办公室在复工过程中协作的促进因素与障碍——一项范围综述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Rehabilitation》：Facilitators and Barriers to Collaboration Between General Practice and Sickness Benefits Office in Return to Work Processes—A Scoping Review

本综述系统回顾了全科医疗（GP）与疾病津贴办公室（SBO）在复工（RTW）过程中协作的文献，揭示了以书面沟通为主、存在刻板印象与认知差异等长期挑战，并指出面对面会议等促进因素可有效应对障碍，为优化跨部门协作提供了实践启示。

　　

在拥有完善社会福利体系的国家中，因病无法工作的个体在复工过程中往往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这些过程通常十分复杂，需要各方在健康、工作场所或福利问题等领域提供专业知识和能力。其中，全科医生和疾病津贴办公室员工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代表了健康系统与福利系统的前沿接口，并从复工过程的早期阶段开始介入，并持续参与整个过程。然而，两者之间的协作始终充满挑战。这种协作不畅不仅可能导致冲突和低效的复工过程，也使病假个体感到沮丧和不安全，他们常常被迫承担起在两者之间传递重要医疗信息的信使角色，而这并非他们所能胜任。

^方法

本研究遵循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的范围综述指南，并按照系统综述和元分析扩展版的范围综述报告规范进行报告。研究团队在专业研究图书馆员的协助下制定了检索策略，最终在六个数据库中进行系统检索，共获得8477篇去重后的研究，经过标题摘要筛选和全文筛选，最终纳入22项符合标准的研究。两位评审员独立进行筛选和数据提取过程。数据提取侧重于研究的一般特征、协作活动以及协作的障碍和促进因素。对障碍和促进因素进行了主题分析，并与一个由关键利益相关方代表组成的参考小组讨论了初步结果，以确保研究结果的相关性和可实践性。

^结果

纳入的研究主要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加拿大，时间跨度达27年。大多数研究采用定性方法，主要通过访谈收集数据。分析发现，文献中用于描述全科医疗与疾病津贴办公室之间互动的理论框架有限，且对“协作”、“合作”等关键概念的使用缺乏清晰的定义和阐述。

协作互动的主要形式是书面沟通，尤其是医疗证明。超过一半的研究将书面沟通报告为两者之间唯一的互动方式。其他提到的互动形式包括面对面会议和电话沟通。然而，书面沟通本身也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协作障碍。

^障碍

文献中识别出的障碍远多于促进因素。主要障碍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刻板印象与缺乏共识}：多项研究描述了全科医生和疾病津贴办公室员工之间缺乏共同目标以及对彼此角色的不同看法。全科医生通常被视为病假个体的倡导者，高度重视与患者的信任关系，这有时优先于与疾病津贴办公室维持专业关系。而疾病津贴办公室员工则认为全科医生过于依赖患者的主观陈述。另一方面，全科医生则认为疾病津贴办公室员工纯粹受成本驱动。这种认知差异导致双方在复工过程的管理上存在时间线和优先级冲突，例如一方试图加速进程，而另一方则倾向于放缓节奏。此外，还存在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疾病津贴办公室员工对与全科医生协作的依赖性似乎更高。

^{相互了解不足}：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双方对彼此专业知识和系统的了解不足。全科医生认为疾病津贴办公室员工缺乏医学知识，而疾病津贴办公室员工则认为全科医生不了解疾病津贴体系及其不断变化的法规。全科医生常常感到沮丧，因为他们提供的书面建议或沟通在决定津贴资格时似乎未被充分考虑。

^{过度依赖书面沟通}：尽管书面沟通是主要的互动方式，但它也被视为协作的障碍。疾病津贴办公室方面报告接收到的证明质量参差不齐，信息不完整影响决策。而全科医生则认为疾病津贴办公室对医学确定性的要求有时不合理，并且他们往往缺乏关于患者工作场所的足够信息来提供准确的建议。

^{时间与优先级冲突}：时间相关的挑战是普遍报道的障碍。全科医生门诊时间有限，可能遗漏重要信息。他们将与疾病津贴办公室协作的时间视为从患者诊疗中挤占的时间。双方均报告存在缺乏可及性以及不愿主动联系的情况。全科医生繁忙的日程也导致了复工过程中的等待时间。

^促进因素

尽管促进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已识别的因素为解决上述障碍提供了思路：

^{对话与面对面会议}：面对面的交流被描述为特别有利于协作。这种互动允许书面沟通无法实现的细微交流，如语调和肢体语言。定期的面对面互动有助于建立尊重、信任、对复工过程的共同理解，并为建设性对话和共识奠定基础。研究还表明，面对面会议能提高所出具证明的质量。

^{个人态度与协作意愿}：全科医生对疾病津贴体系的了解、积极态度以及疾病津贴办公室员工对对话的开放态度被报告能积极影响协作。认识到投入时间建立共同基础和信任的重要性也是一个促进因素。高质量、内容连贯、包含预后和计划的医疗证明同样被视为促进因素。

^{支持性结构性条件}：在组织或结构层面创造有利于互动的条件至关重要。这包括改善协作沟通的整体结构，例如通过共址办公或定期实体会议来支持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与信息共享，从而增进相互了解。有研究指出，复工过程中的共同融资模式也能促进协作，提高效率。此外，对全科医生进行相关教育也被认为能改善证明质量和协作态度。

^{讨论与结论}

本综述揭示了全科医疗与疾病津贴办公室在复工过程中协作所面临的长久的结构性、人际性和程序性挑战。研究焦点更多地集中在障碍上，但识别出的促进因素与障碍相互关联，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潜在方案。例如，面对面对话可以缓解因相互了解不足和刻板印象造成的障碍，而提高证明质量则直接应对了书面沟通的缺陷。文献中关键概念使用的模糊性限制了研究发现的清晰度和可比性，未来研究应用清晰的理论定义将大有裨益。此外，理解选择特定沟通方式背后的原因，以及从更高层面探索影响协作可能性的结构性条件和动机，对于深入理解并改善这一关键的跨部门协作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