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不可避免的冲突？气候变化与代际关系的范围综述

《Environmental Sociology》：An inevitable conflict? A scoping review of climate change and generations

本综述系统梳理了2018年青年气候罢工运动兴起以来，学术界对气候变化代际维度的研究进展。文章揭示了两大理论取向：曼海姆式（Mannheimian）将代际视为历史定位的同期群，谱系式（genealogical）则强调家族纽带与道德责任。研究发现代际气候关切差异远小于意识形态和结构性因素，但代际框架仍在公共话语中具有影响力。综述呼吁整合代际理论与环境社会学，将社会再生产、关怀伦理与气候危机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影响相联结。

　　

ABSTRACT

青年气候罢工运动自2018年兴起后，气候变化的代际维度获得空前关注。本篇范围综述勾勒了该运动高峰期（2018-2023年初）研究如何概念化与分析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代际动力学。研究识别出两种主导理论取向：将代际视为历史定位同期群的曼海姆式（Mannheimian）观点，以及强调家族纽带、关怀与道德责任的谱系式（genealogical）视角。尽管多数研究聚焦于代际差异、冲突与行动主义，但相对较少涉及代际团结与相互学习。实证表明，与意识形态和结构性因素相比，气候关切的代际差异较小，但代际框架在公共话语和行动主义修辞中仍具影响力。综述建议整合基于同期群和谱系的视角，以更好捕捉气候变化如何扩展代际间的时间与道德视域。

引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节点，现代性的承诺——子女将比我们生活得更安全、更长久、更繁荣——开始动摇。气候变化在区域和时间上对人们的影响并不均衡，未来世代将面临最严重影响。这种时间视角也凸显了当前生存代际间可能发展的张力。尽管年长世代对气候变化贡献更多而年轻世代将承担其后果，但这如何塑造代际关系仍不清晰。虽然公众评论中关于代际因气候态度差异引发“战争”的说法可能夸大，但一些研究确实显示代际裂痕的迹象。

反之，年轻气候活动家——有些仍是儿童——面临来自成年人的系统性骚扰、威胁与暴力。媒体报道常贬低边缘化年轻活动家，表明童年和青少年很少与政治能动性关联。这凸显了儿童抗议如何挑战并受制于霸权权力与意识形态。此外，气候变化的影响与社会反应也威胁老年人安全福祉。新冠疫情期间对老年人安全的关切与对气候危机和年轻人的看似漠视形成对比，社交媒体上出现#boomerremover等恶意表达，虽属边缘且受谴责，却说明了针对年长世代气候不作为的挫败感可能引发针对老年人的有害态度。

本研究审视气候变化背景下代际关系如何被概念化与研究，总结关键见解并识别知识空白。综述聚焦2018年8月20日（Greta Thunberg首次罢课日）后发表的研究，采用范围综述方法映射近期研究如何处理代际关系与正义主张。核心样本为同行评议期刊论文，引导性问题为：自“周五为未来”（FFF）运动兴起以来，同行评议研究如何调查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代内与代际动力学？

概念化代际

曼海姆（[1952] 1928）奠基性代际理论区分了代际位置（generational location）、作为现实性的代际（generation as actuality）与代际单位（generation units）。代际位置指共享的结构性位置；作为现实性的代际产生于共享此位置的个体通过青年期形塑经验形成对其历史处境的共同取向；代际单位则是以不同方式解释这些经验的亚群。

基于此，代际研究通常区分塑造价值观与行为的三种时间效应：代际效应（generational effects）描述由形塑经验（如参与学校罢工）塑造的同期群间持久差异；生命周期效应（life course effects）指与年龄增长和角色转变相关的态度或行为变化；时期效应（period effects）指同时期事件（如极端天气）对所有年龄组的同步影响。

曼海姆框架在绘制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回应方面仍有价值，但它主要将代际概念化为由共享历史与区域定位定义的水平排列出生同期群。怀特（2017）的类型学——社会学式（sociological）、谱系式（genealogical）与哲学式（philosophical）代际——通过引入垂直与伦理维度扩展此模型。社会学类型大致对应曼海姆的同期群视角；谱系类型强调家族再生、亲属关系、关怀与道德责任；哲学类型指人类的时间连续性与对未来世代的义务。这些透镜共同将分析领域从集体历史意识拓宽至代际相互依存。

方法

鉴于FFF运动与气候危机周边代际话语的新近出现，本研究使用范围综述方法综合与映射新兴学术领域。过程遵循Arksey与O'Malley（2005）五阶段框架：明确研究问题、识别与选择研究、图表化与综合数据、总结与报告结果。鉴于探索性目的，仅对出版物进行描述性分析。

本综述中，“代际”实用性地指代代际学术中广泛使用的同期群标签——沉默一代（1928–1945）、婴儿潮一代（1946–1964）、X世代（1965–1980）、千禧一代（1981–1996）与Z世代（1997–2012）。这些类别是启发式的、文化依存的且植根于英美历史经验，其使用反映了代际研究的普及性与综述文献的西方中心焦点。

信息检索包括四步骤：电子数据库检索、滚雪球法、手动期刊浏览、使用Google与Google Scholar的定向检索。主要检索于2023年1月26日进行，检索五个国际科学数据库。同一时期手动检索选定期刊。符合条件的研究为：同行评议研究文章报告原始实证发现或综合现有研究；明确检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当前生存代际或出生同期群内的互动、关系或比较；无方法或地理限制。

研究选择

电子数据库检索得3222篇文章。经标题与摘要筛选，69篇进入全文评审。全文筛选后排除30篇，主要因未涉及当前生存代际或为其他出版物类型。通过滚雪球、手动检索期刊与Google Scholar检索识别出额外24篇文章与一本学术专著。最终63篇文章与一本书纳入定性综合。

结果

选定出版物的基本特征见表1（见补充信息）。64篇出版物包括两篇范围综述、一篇理论反思、一篇案例法分析、两篇纵向研究、四篇重复横断面研究与十六篇横断面研究，其余使用定性或混合方法。气候变化与代际关系研究在综述期内稳步增长，显示该领域尽管新近出现却在扩展。

文章显示显著西方焦点：17篇涉及美国或加拿大，27篇独家研究欧洲国家。四篇比较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仅三篇聚焦非西方背景。此地理偏斜可能反映英语出版物语言限制与对西方代际术语的依赖，凸显了对更多地理多样性英语出版研究的需求。

文章被全文阅读并归入五个主题类别之一——差异、冲突、动员、团结或传递——根据其研究设计与发现如何处理代际动力学。例如，比较年龄组间气候态度的研究归类为差异，而分析FFF团体动员话语的研究归入动员。

差异

此类含21项研究，主要处理气候关切、意识与态度的代际差异。多为定量研究，从横断面到纵向研究。研究大多将代际概念化为以年龄与历史时间区分的同期群，契合曼海姆的代际位置概念。

在几乎所有研究与不同国家背景中，年轻世代比年长世代更意识到并关切气候变化。然而，更稳健方法（如纵向与重复横断面研究）揭示细微差别。一项跟踪新西兰不同出生同期群2009–2018年气候意识的纵向研究显示老年人得分较低，但所有年龄组随时间以相似速率增加意识。作者结论称此差异因老年人从较低初始意识水平开始。一项国际欧洲研究中，代际差异被时期效应与国家间差异超越。类似地，一项重复横断面研究发现年轻世代气候关切随时间增加尤其相对于年长世代，但差异很小。

其他因素——政治与时间取向——在塑造气候关切与意识上比代际归属作用更大。例如，一项国际调查发现老年人普遍更少参与气候变化，但这很大程度上受其时间取向影响——关注当下者比优先考虑未来者更疏离。父母身份，尤其父亲，被显示增强对气候变化影响未来世代的关切。政治与价值基础因素似乎比年龄更显著。一项美国调查发现环境关切与支持环境政策无代际差异；相反，生物圈价值观与自由政治取向是更强预测因子。此外，教育在美国通常增强年长世代对气候变化的党派观点，而千禧一代更可能采纳气候变化科学观点——无论党派归属。与此一致，一项美国调查发现年轻共和党人持有与民主党人更一致的气候观点。

相反，南欧人与X世代比北欧人与千禧一代显示更多亲环境态度与行动。跨文化背景下的地方代际叙事显示对后代责任主要以谱系术语构想——作为关怀自己后代的道义责任。虽然此家族框架提供行动道德律令，但其有限时空范围特权了近距生存世代。同时，年轻人常被描绘为物质主义，而过去世代的节俭被理想化。这可能反映时期效应在叙事中被误认为代际效应，将早期稀缺驱动行为归因于内在价值观。

这些研究中的代际框架更多作为人口统计类别而非曼海姆框架中具有历史意识的代际单位发挥作用。然而研究结果也指向一种谱系逻辑，其中关怀、道德责任与对祖先的理想化与基于同期群的差异叙事相交。

冲突

此类14篇出版物检视冲突，通过认知分歧、媒体表征、气候减缓政策、不同意见与活动家修辞探索代际裂痕。此部分工作展示曼海姆的作为现实性的代际，即年轻人对气候变化中代际正义日益增长的认识如何结晶为共享代际意识，将当前轨迹视为忽视其集体未来。在此动态中，权力与意识形态成为跨多项研究的复现主题，尤其关于青年气候抗议目标及其引发回应。

媒体描绘展示将童年概念与政治能动性关联的明显困难，同时凸显新闻媒体报道生存威胁与面对它们的运动所面临挑战。学童罢工者常被贬为不成熟逃学者，即使有利描绘也常将其塑造为成人化儿童或气候救世主。例如，对三家德国在线报纸FFF示威表征的研究发现，政治保守的Bild.de与FAZnet否定抗议者自我能动性，描绘他们被成人操纵，而左倾Zeit Online通常将其描绘为自主行动者强调代际正义。研究者认为由于FFF抗议挑战霸权权力，它们获得媒体支持少，媒体很少挑战现状。类似地，对美国六家主要报纸儿童气候行动主义表征的范围综述发现媒体描绘要么成人化年轻活动家，要么淡化其能动性。作者建议此模式反映媒体在应对迫近生态灾难时不疏远读者所面临挑战。

对恶化生态危机与失控全球变暖的认识可导致心理健康问题、无力感与反政治情绪 among 缺乏政治参与途径的青年。此外，基于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更大气候忧虑与愿意为气候减缓支付更高税收与更强年龄主义态度相关——表明将气候危机视为代际不公可能 foster 敌对年龄主义回应。相反，质性研究描述Twitter上关于冠状病毒大流行与气候变化的讨论如何通过与之相关的代际经验发展代际解读，将这些现象置于代际义务道德框架内。老年人被指责双重标准——通过气候不作为危害年轻人未来，同时期望青年遵守新冠限制保护他们。研究描绘了一种沟通文化，其中两种危机的代际解释进入关于代际身份与相互道德责任的符号斗争。

墨菲（2021）挑战代际分歧概念，认为此类框架风险模糊影响年轻活动家与成年选民的认识不公。真正分歧在于科学-政策接口，其中科学证据在塑造政策决策前被霸权政治意识形态过滤。将气候问题框架化为代际鸿沟不仅扭曲年轻活动家角色，而且错置真正权力不对称，后者存在于霸权结构内决策者与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更广泛人群之间。

总体，这些研究展示代际框架如何模糊潜在权力不对称与不公。将此视角延伸至经济领域，代际贴现分析凸显就气候减缓达成共识的实质困难。巴黎协定短期经济成本将显著减少年长世代终身GDP——尤其在低收入与中低收入国家——而不足行动将危害无数未来世代生存条件。在此背景下，代际归属与时间定位成为塑造气候行动主义与抗议运动的关键因素。

动员

此类17篇文章探索代际动员，此处指气候行动主义背景下的代际话语。研究若检视活动家抗议动机或参与气候政策则被纳入。多数聚焦年轻活动家修辞与行动形式，其他检视他们参与气候政策制定及其气候正义概念。跨这些研究，“代际”较少作为人口统计标签，更多作为活跃代际单位——通过将气候变化视为代际不公而动员的政治意识群体。

尽管背景多样，年轻气候抗议者常遵循相似行动路径。生物圈价值观与环境信念 foster 亲环境承诺，尤其当环境责任被感知为代际时。活动家将气候变化与各种不公——社会、经济、地理与代际——相连。然而，青年气候行动主义最常见动机是将气候变化视为对其未来基本自由的直接威胁，压倒全球与生态关切。许多活动家描述经历气候危机的恐惧与绝望， fueling 对政治惰性与感知代际责任缺乏的挫败与愤怒。加入抗议运动提供团结、支持、希望甚至快乐。

超越街头示威，多项研究检视数字行动主义与生活方式选择。活动家使用各种社交媒体建立政治能动性并到达目标受众，补充而非取代街头抗议与其他行动形式。类似地，FFF参与者结合集体与个体生活方式行动，标志一种克服政治与生活方式选择传统分野的新环境主义。

正义是这些运动中心主题，年轻活动家主要将气候变化框架化为代际不公以动员同伴。他们话语不指责年长世代整体，而是针对老年权力持有者或更抽象地，霸权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此外，草根活动团体——尤其灭绝反抗（XR）与FFF——修辞传达紧急与危机感，将这些紧迫概念与青年如何设想其作为世代的未来相连。此类行动主义例证代际意识的结晶，这不仅显示利益统一，而且驱动集体行动。

环境青年运动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立场，视其为气候危机主要驱动因素。借鉴对当前政治状况的三种有影响力诊断——后政治、民粹主义与后启示录——分析青年运动反话语与时间叙事。尽管其危机修辞可能显得黯淡，它也携带希望元素；它们不屈服于不可避免未来灾难，而是呈现后启示录预期，为替代性甚至乌托邦可能性留空间。它们通过重申人民为异质政治主体挑战同质化民粹主义，处理如殖民主义等交叉压迫形式。最后，它们通过对新自由资本主义强烈批评反制后政治话语，倡导系统变革而非仅现状“绿化”。结论这些运动通过“大教堂思维”——在结果不确定性下行动——与潜在灾难性未来互动。

关于年轻人参与气候政策与诉讼的研究正成为增长领域。关于挪威气候工作坊的案例研究发现当儿童观点被认真对待时，他们能有意义贡献气候政策制定。关于青年主导、基于权利的气候诉讼的全球研究认为儿童权利论点在青年主导气候案例中仍未充分利用——尽管年轻原告有独特地位提出有力代际正义主张。研究呼吁更多实证研究，尤其关于青年气候诉讼伦理影响。对年轻参与者参与UNFCCC的纵向人种学研究显示，尽管年轻参与者最初将不公框架化为对其世代未来风险，他们后来转向与面临当前不公团体团结。此转变反映机构意识形态约束内社会化，导致一些失去青年作为有效政治类别信念。然而，此沉寂被气候罢工运动打破，导致以自身未来利益为中心的正义主张复苏。

综述时间框架可能促成对年轻抗议者在气候行动主义与代际动员研究中的聚焦。然而，这也可能反映更广泛倾向视青年为气候问题主要利益相关者，而年长世代常被描绘为出于对年轻人未来——尤其其后代——的关切而动员。尽管老年人也面临气候风险，其行动主义通常被框架化为团结而非自身利益。

团结

气候行动主义中的代际团结被框架化为跨代际相互支持或父母对后代责任。此主题将焦点从曼海姆水平代际概念转向垂直关怀关系，强调家族纽带与责任 over 形塑青年经验。反映怀特类型学中谱系视角，许多这些研究突出父母身份与子女作为气候关切与行动主义的催化剂。此关怀动态也显现在老年人行动主义研究中：团结几乎完全由年长世代展示支持年轻世代，凸显气候倡导话语如何定位青年为主要受害者。

研究西雅图ShellNo抗议中愤怒祖母（Raging Grannies）年长女性气候活动团体团结实践。链摇椅“虚弱老妇人”表演中，她们吸引警察注意以保护年轻与种族化活动家免遭警察暴力。研究强调老年人如何利用其年龄、性别与白人身份支持其他活动家并反制代际极化。类似地，对意大利环境团体研究发现代际归属相比共享政治与意识形态承诺作用较小，年龄差异主要反映在偏好行动形式。这些研究共同显示共同目标如何覆盖代际分歧，同时展示年龄与年龄主义刻板印象可被战略动员于行动主义。

参与气候倡导的父母研究探索他们如何导航为人父母与行动主义间情感空间。访谈与日记研究揭示父母团体内后启示录情感文化，其中重要生活事件如生育将气候恐惧加剧至警报与生存恐怖水平。然而，道德愤怒在家庭与行动主义场合常被压制为不适当。类似地，研究发现父母使用道德边界工作通过父母关切合法化气候行动，通过此共同点培养与政治家联系。反之，此边界制造边缘化无子女成人气候关切，潜在限制运动推进社会正义修辞能力。跨文化研究发现英国与中国公民主要通过其后代框架气候责任。尽管此视角促进与全球议题连接，它缩小伦理考量，忽视更广泛关怀范围。这些发现凸显连接谱系与哲学代际维度——即将对后代关怀延伸至遥远他人甚至更抽象遥远未来居民——的持久困难。

传递

此类研究检视气候态度与实践主要在家庭与学校内的传递，显示教育干预可通过子女影响父母气候意识与行为，尤其当初始意识低时。它们也提示促进气候相关家庭讨论甚至可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对气候行为的强影响。然而子女影响成人能力仍情境依赖并受成人中心话语与根深蒂固态度约束。总体，此部分研究反映先前讨论研究中出现的视角——气候话语与代际谱系概念如何桥接政治审议与家庭互动看似迥异领域。

对美国与奥地利儿童的教育干预通过家庭讨论增加父母气候意识与关切。然而，关于家庭中行为改变的发现混合。研究发现父母可通过家庭讨论塑造子女气候减缓行为，压倒政治意识形态效应。类似地，实验研究发现实验室设置中当被子女观察时父母更捐款给气候事业，而调查发现教养方式中介子女对父母节能行为影响。相反，报告教育干预后父母行为无变化。

研究发现尽管年轻人通过抗议参与学习变革性气候变化素养，他们受成人中心话语约束，这些话语将其框架化为关怀对象而非政治主体。反映此点，津巴布韦人种学研究显示在生态学校俱乐部学习粮食安全科学方法的儿童当其父母坚持依赖传统粮食生产方式时面临认知分歧，否定子女知识。这凸显地方情境与社会文化障碍如何影响代际学习，强调需要多样地理区域研究。

总体，这些研究识别家庭为传递环境与气候知识的关键空间。尽管抗议可能遭遇抵抗并需要高参与阈值，教育途径可能实现持续影响形式。尽管行为改变仍难达成，此类发现强调家庭互动作为子女环境能动性的社会合法渠道潜力。

讨论

本综述在气候罢工运动余波中进行，其影响反映在综述研究的主题与问题中。多数研究归入差异、动员与冲突，反映主要曼海姆取向指向水平同期群动力学与政治动员。相反，团结与传递研究通过家族纽带与道德责任的垂直视角分析气候态度与行动。这些理论取向捕捉代际动力学的不同元素：曼海姆框架阐述共享形塑事件如何塑造气候视角与行为，而更广时期效应影响跨代际态度。怀特谱系视角通过聚焦代际传递与父母身份的生命周期效应补充这些观点。

尽管常被检视，气候关切与行为的代际差异微小；政治取向与时期效应远压倒代际与生命周期因素。狭窄聚焦基于年龄的同期群风险忽视塑造个体政治能动性与气候暴露的结构关系——无论年龄。尽管年轻世代在其一生中将经历气候变化更严重后果，但主要将此动态框架化为代际（不）正义可能模糊制约脆弱性与行动的更深层权力不对称。说明此动态，展示全球气候治理如何通过强调代际正义主张掩盖结构不平等。

墨菲理论框架通过将焦点从代际差异转向认识与话语权力阐述此视角。识别年轻活动家面临诠释、见证与话语不公，证明青年参与不仅受正式排除（如投票年龄）约束，而且受限制进入意义制造空间的结构性误认约束。代际认识分歧常见叙事——年轻世代更意识并关切气候变化——错置权力不对称线。此分歧非根本代际而是意识形态的：它存在于霸权权力结构内决策者与那些其未来受气候 disruption 危害者之间。

确实，权力与意识形态成为跨综述研究的交叉主题，尤其关于气候抗议。尽管青年领导气候运动常援引代际修辞作为动员工具，它们很少直接针对年长世代。相反，它们指向政治经济精英与支撑不作为的霸权意识形态。代际框架因而较少作为代际对抗表达，更多作为动员的符号资源。这些发现呼应曼海姆将代际视为通过共享历史处境取向变得显著的社会定位集体身份观点。扩展此框架，认为当代跨国气候运动产生超越曼海姆原模型区域聚焦的全球代际单位。

然而，尽管有其动员潜力，年轻世代——尤其儿童——常处劣势挑战霸权权力。其努力常通过成人主义假设被去合法化，这些假设将其定义为未来而非现在公民，将其与“自然”关联对比成人民主领域。媒体表征与制度实践常再生产这些排除，限制年轻人影响决策能力即使存在正式参与途径。此外，认为主流西方代际责任概念常依赖线性与人类中心时间性，边缘化尤其土著对连续性与责任理解。这些动态共同揭示民主制度如何维持约束年轻人政治能动性的基于年龄等级。这强调代际差异主要通过塑造政治能动性与认可的结构关系获得意义。

相反，家庭显现为子女可施加真实影响的领域。尽管一些人口统计群体如政治保守或气候怀疑论男性通常不回应公共气候讯息，学校基础气候教育倡议被显示通过子女在家参与间接影响这些群体。家庭内，子女可能转变年长世代态度与行为，利用家族信任与日常互动方式为公共运动所不能。此外，大规模调查进一步提示仅成为父母即可增强气候关切，尤其父亲。这些发现表明尽管子女在话语与制度上被排除于正式政治，家庭仍是气候态度跨代际协商的关键场所。

这些发现共同指向两种不同代际概念化。社会学或曼海姆观点强调同期群基团体的共享价值观，常将代际框架化为气候态度与未来风险暴露中的并列。谱系视角相反，将代际定位于关怀与道德连续性的关系中，强调代际纽带与责任。曼海姆模型在绘制青年气候运动方面仍有用的，而谱系视角通过聚焦家族再生与传递扩展此框架。

然而，曼海姆透镜在当前研究中的主导也缩小了对青年行动主义的实证关注，使年长世代能动性相对未被充分检视。代际团结通常被表征为单向道德关切——年长个体表达对年轻人担忧——而非互惠动态。未来研究可通过比较跨年龄组如何阐述团结与责任扩展此视角，并检视媒体对年长与年轻活动家表征如何塑造这些叙事。类似地，儿童参与气候政策应超越象征性包容，走向认可其为当下而不仅未来政治行动者的实践。

最后，本综述受限于其聚焦同行评议英语研究，可能排除相关区域或非学术工作并促成朝向欧洲与北美地理偏斜。扩展实证范围至多样文化背景可进一步检验曼海姆与谱系框架适用性，澄清代际关系如何被社会、政治与环境条件不同地形塑。

结论

本综述检视了代际思维如何塑造气候态度与行动研究，以及不同理论传统如何强调这些动力学的不同维度。通过借鉴曼海姆与谱系视角，它显示实证研究概念化代际不仅为共享历史经验形塑的同期群，而且为关怀与道德责任的家族关系。这些视角揭示气候变化的地质时间尺度如何通过代际思想进入人类时间视域， foster 同期群基对比与家族关怀。

实证上，综述证明气候关切与行为的代际差异与意识形态和结构决定因素相比微小，但代际框架在公共话语与活动家修辞中仍具影响力。此类框架阐述道德责任并形塑集体行动：年轻人常被定位为道德先锋却受权力不对称约束，而年长世代气候能动性与作为盟友潜力仍相对未充分探索。谱系视角将家庭定位为抽象气候未来变得个人的场所，且子女可跨意识形态分歧行使政治能动性。然而，成人主义话语常限制年轻人表征与能动性，无论在审议民主或日常家庭互动中。

对环境社会学而言，本综述贡献在于重新评估“代际”作为桥接气候危机结构、时间与道德维度的分析透镜。对气候变化的代际视角——无论同期群基、谱系式或深入遥远未来——是气候 disruption 的环境面与社会动力学与传递的社会学面相相遇之处。通过将代际关系定位于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