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时期德国药理学会的沉默与妥协：历史反思与战后重建研究

《Naunyn-Schmiedeberg's Archives of Pharmacology》：The German Pharmacological Society during the Nazi regime (1933–1945) and its resurrection after World War II

本研究聚焦德国药理学会（DGP）在纳粹统治时期（1933-1945）对其犹太会员的处理方式及战后重建过程。通过分析汉诺威医学院档案中的DGPT会议记录，揭示了DGP虽未正式驱逐犹太会员，但纵容纳粹意识形态渗透，且迟至2014年才正式道歉。研究首次识别出23名未被记载的受迫害会员，并通过比较妇科学会与儿科学会，凸显DGP在历史清算中的滞后性。该研究为医学专业团体反思历史责任提供了关键案例。

　　

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科学界未能幸免于政治浪潮的冲击。当纳粹政权上台后，各个专业学会面临严峻的道德抉择：是捍卫学术自由与会员权利，还是向强权低头？德国药理学会（Deutsche Pharmakologische Gesellschaft, DGP）——这一成立于1920年的重要学术组织，其命运正是这段历史的缩影。1931/32年，该学会中犹太会员比例高达18%，这些科学家大多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却因种族政策而面临迫害。令人深思的是，与其他医学专业学会不同，DGP从未正式将犹太会员除名，但这种表面上的"宽容"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妥协与沉默？战后学会如何面对这段历史？这些疑问成为理解专业组织在极端政治压力下行为模式的关键。

为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深入的历史档案研究。研究主要依托汉诺威医学院保存的DGPT档案，特别是1947-1960年的董事会会议记录。由于战前记录大多散佚，研究团队通过文献溯源和传记分析，重构关键人物的行为轨迹。技术方法包括：档案会议记录分析、会员名单比对（1931/32-1938年）、历史人物传记研究，以及专业期刊（Naunyn-Schmiedeberg's Archives of Pharmacology）发表内容的系统审查。

分析第一任主席和管理董事在二战前后的角色

研究发现，战前与战后领导层的连续性折射出DGP的矛盾立场。战前最后任主席Behrend Behrens（1895-1969）既是NSDAP党员，又参与海军毒理学研究，却在1947年公开声称学会"从未赞同"迫害行为。而战后首任主席Otto Riesser（1882-1949）作为被迫害的犹太科学家，其当选既体现修复意愿，也暗含政治算计——盟军要求领导层必须"政治清白"。管理董事Hellmut Weese（1897-1954）虽未加入纳粹组织，但曾为国防军研发血液替代品，战后仍获重用。这种人事安排的矛盾性，反映出学会在清算历史与维持学术连续性之间的艰难平衡。

荣誉会员资格与Schmiedeberg奖章的授予分析

1948-1980年间，DGP通过授勋机制试图修复国际声誉。数据显示，41个荣誉会员中包含8名犹太裔和2名政治流亡者（如1951年获奖的诺贝尔奖得主Otto Loewi），但同期也有9名纳粹组织成员获此殊荣。Schmiedeberg奖章更倾向于认可受迫害学者（7名犹太裔获奖者），仅2名纳粹关联者获奖。这种选择性纪念表明，DGP试图通过象征性补偿缓解道德压力，却未彻底切割与纳粹历史的关联。

1938年与1949年全体会议开幕演讲分析

1938年柏林会议的开幕演讲呈现鲜明对立：Ferdinand Flury（1877-1947）以"向元首致敬"结尾，公开拥护纳粹意识形态；而Wolfgang Heubner（1877-1957）则强调学术超越种族，甚至暗讽对Loewi的迫害。1949年汉堡会议上，Behrens一面赞扬受迫害的Riesser，一面称颂纳粹支持者Flury为"学会慈父"，凸显学会记忆政治的分裂性。Riesser的简短发言则聚焦被害同僚，刻意回避对Flury的评价。

DGP对犹太会员的处理方式

会员名单分析证实，犹太会员未被正式除名（1938年名单仍包含流亡的Loewi和Krayer），但1933年董事会重组时，犹太成员被强制退出领导层。与德国妇科学会（DGG）主动清洗75%犹太会员相比，DGP采取"消极容忍"策略。然而，这种表面中立未能阻止迫害——研究新识别出23名受迫害会员，使总数达56人，其中6人死于集中营。

其他专业学会对犹太会员的处理方式比较

对比研究显示，DGG在1935年即举办"无犹太人"会议，而DGP直至2014年才由主席Ursula Gundert-Remy正式道歉，比妇、儿科学会迟约20年。这种滞后性可能与药理学科更依赖国际学术网络有关，学会更注重快速重建国际联系而非彻底历史清算。

DGP对犹太会员的公开道歉

Gundert-Remy在2014年斯塔克enstein纪念研讨会上的道歉，首次承认学会"未能采取道德行动保护会员"。但研究指出，这一道歉距事件发生已70年，且未解释迟延原因。与其他学会相比，DGP的历史反思更具被动色彩。

本研究通过多维度档案分析，揭示了专业学会在极权统治下的复杂适应策略。DGP的案例表明，即使没有正式参与迫害，学术组织的沉默纵容同样构成历史共谋。更重要的是，战后重建过程中对历史问题的回避，不仅延迟了道德救赎，更阻碍了学术伦理的彻底重构。该研究为理解科学自治与政治压力的互动提供了珍贵史料，同时警示当代学术组织须建立更透明的历史问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