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情绪调节、抑郁以及心理痛苦对酒精使用障碍患者自杀风险的影响

《Acta Psychologica》：The impact of social support, emotion regulation, depression, and psychache on suicide risk among individuals with alcohol use disorder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酒精使用障碍（AUD）患者与健康对照组（HC）的社会支持、情绪调节、抑郁症状及心理痛苦与自杀风险的关系，发现朋友的社会支持在AUD中通过减少情绪表达抑制降低心理痛苦，进而影响自杀风险，而家庭支持在AUD中显著降低自杀风险。研究结果提示需针对AUD患者实施情绪调节训练及加强社会支持干预。

　　这项研究探讨了酒精使用障碍（AUD）与自杀风险之间的复杂心理机制，特别关注了社会支持、情绪调节、抑郁症状、心理痛苦以及临床状态（AUD与健康对照组HC）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在减少心理痛苦和抑郁症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情绪调节策略如情绪压抑则与更高的心理痛苦和自杀风险相关。这些发现不仅加深了我们对AUD患者自杀风险的理解，还为临床干预提供了新的方向。

首先，研究背景指出，AUD患者具有显著更高的自杀风险，但导致这一风险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关注AUD与自杀之间的关联，但缺乏对社会支持和情绪调节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起作用的深入分析。此外，心理痛苦作为自杀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其与情绪调节之间的相互作用尚未被充分研究。因此，这项研究旨在通过构建一个结构模型，探索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并评估临床状态是否调节这些关系。

研究方法采用了横断面样本，共招募了257名参与者，其中133名为AUD患者，124名为健康对照组。所有参与者均完成了经过验证的自评量表，包括社会支持量表、情绪调节问卷、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和心理痛苦量表等。研究使用了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分析，并通过多组分析检验了模型的不变性，同时进行了调节中介效应分析，以确定临床状态是否影响这些间接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AUD患者与HC组在多个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AUD患者在情绪压抑方面得分更高，心理痛苦和抑郁症状也更为严重，而自杀风险则显著高于HC组。进一步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揭示了两个显著的间接路径：在AUD组中，来自朋友的社会支持通过减少情绪压抑，进而降低心理痛苦，最终减少自杀风险；同时，情绪压抑通过增加心理痛苦，进一步提高自杀风险。这些间接效应在AUD组中比在HC组中更为显著，表明临床状态在调节这些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研究还发现，社会支持在AUD患者中具有更强的保护作用。特别是来自家庭的社会支持，在AUD组中显著降低了自杀风险，而在HC组中未观察到类似效应。这可能是因为在治疗环境中，家庭支持对AUD患者的康复过程具有特殊意义。此外，来自朋友的社会支持不仅促进了认知重构策略的使用，还减少了情绪压抑，从而降低了心理痛苦。这些发现支持了社会支持在预防自杀行为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AUD患者中。

在情绪调节方面，研究发现，AUD患者更倾向于使用情绪压抑策略，而较少使用认知重构策略。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情绪调节能力的不足可能加剧心理痛苦和自杀风险。此外，情绪压抑与心理痛苦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而这一效应在AUD组中尤为明显。这提示我们，针对情绪压抑和心理痛苦的干预可能对减少AUD患者的自杀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的讨论部分指出，这些发现不仅符合现有的理论框架，还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心理痛苦在AUD患者中作为自杀风险的重要驱动因素，其与情绪压抑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此外，社会支持的保护作用在不同临床群体中可能具有不同的表现，特别是在AUD患者中，家庭支持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这些结果强调了在临床干预中，除了关注个体的心理状态外，还应重视社会支持的提供和增强。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横断面设计，这限制了因果关系的推断。因此，未来的研究应采用纵向设计，以更全面地了解这些变量随时间的变化及其对自杀风险的影响。此外，AUD样本的异质性（包括住院和门诊患者）可能影响研究结果，因此在分析心理机制时，应考虑治疗环境的潜在调节作用。

从临床角度来看，这些发现为AUD患者的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指导。首先，应优先减少情绪压抑和心理痛苦，这可以通过情绪调节疗法（如认知行为疗法CBT）实现。其次，增强社会支持，尤其是来自家庭和朋友的支持，可能是降低自杀风险的有效途径。心理痛苦理论为基础的干预措施，如心理痛苦导向的认知行为疗法（PPTBCT），也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方向。此外，系统家庭治疗等针对性的干预方法可能在AUD患者中更有效。

研究的结论强调，心理痛苦是AUD患者自杀风险的核心驱动因素，而情绪压抑通过间接路径加剧了这一风险。社会支持在减少抑郁症状和心理痛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发现突显了在临床干预中，针对情绪调节和增强社会资源的重要性。通过这些干预措施，可以有效降低AUD患者的自杀脆弱性，从而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

总之，这项研究通过构建结构模型，揭示了社会支持、情绪调节、抑郁症状和心理痛苦在AUD患者自杀风险中的作用机制，并指出临床状态对这些关系的调节作用。这些发现不仅为理解AUD与自杀之间的复杂联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还为未来的临床干预和研究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据。进一步的纵向研究和更细致的临床分组分析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这些机制，并为制定有效的预防和干预策略提供科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