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变化的趋势：通过以园艺为框架的干预措施来促进对昆虫友好的行为

《Biological Conservation》：Growing change: Promoting insect-friendly behaviour through gardening-framed interventions

快速提升昆虫友好行为：基于COM-B模型的大型园艺干预研究

　　昆虫数量的迅速下降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构成了严重威胁，然而公众对昆虫保护的意识和参与度仍然有限。为了推动昆虫友好的行为，亟需可扩展的策略。本研究评估了一项基于COM-B模型（**能力、机会、动机**）的大规模行为干预措施，该措施以园艺为框架，并通过德国的全国性媒体宣传活动实施。研究采用准实验设计，对干预前后进行了调查，并设立了一个对照组（样本量为1124），以评估昆虫相关态度、问题意识、知识、自我效能感和行为在五个月内的变化。此外，研究还探讨了干预效果是否受到干预前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干预显著提高了昆虫友好的行为，但对自我效能感没有整体影响。而对态度、问题意识和知识的影响仅限于那些在干预前水平较低的参与者。

昆虫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授粉、土壤肥力以及稳定食物链等，因此它们是健康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昆虫种群，尤其是北美和欧洲的陆生昆虫，正在迅速减少，这引发了对生态平衡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担忧。尽管昆虫的生态重要性被广泛认可，但在保护行动、公众讨论和教育中，昆虫常常被忽视。这种忽视部分源于人们对昆虫的普遍负面看法，例如恐惧和厌恶。相比之下，蝴蝶和蜜蜂等物种因其吸引力而受到更多关注，而如黄蜂和蚊子等昆虫则常常引发反感。这种态度差异对昆虫保护行动的支持程度产生了显著影响。

本研究探讨了如何有效动员公众参与昆虫友好的行为。评估了一个为期五个月的大型干预项目，该项目由一家著名的德国报纸主导，并与研究机构合作，旨在培养对昆虫友好的态度和行为。该干预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1）向读者分发昆虫友好的种子包；（2）开展信息宣传活动；（3）发起公民科学项目。通过将干预与园艺这一广受欢迎的休闲活动相结合，研究人员希望提高公众对昆虫保护的兴趣，并减少对昆虫的负面情绪障碍。

在昆虫保护领域，园艺提供了一个有希望的框架。园艺不仅是一种流行的休闲活动，还涵盖了多种意义和益处，包括食物生产、增强幸福感、社交互动、社区发展和公民参与。花园作为社会动态和生态过程紧密交织的空间，也促进了人们与自然的直接互动。自然体验已被反复与更积极的生物多样性态度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对昆虫的态度。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将昆虫保护嵌入园艺这一容易接受和重视的背景下，可能有助于扩大其公众吸引力并减少现有的情感障碍。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基于COM-B模型，该模型认为任何行为都受到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能力、机会和动机。能力包括身体和心理因素，如知识和技能。机会指的是外部因素（社会和物理），这些因素使人们能够采取行动。动机描述了驱动行为的内部过程，包括自动性和反思性的动机。识别哪些因素能够促进或阻碍目标行为，有助于干预设计和效果评估。COM-B模型已被应用于生物多样性领域，例如用于识别城市野化行为的驱动因素和障碍，以及用于分类国家传粉者保护政策。

研究的第一项假设（H1）认为，该干预将导致（a）昆虫及其保护的知识增加；（b）对昆虫的积极态度；（c）对昆虫减少问题的意识；（d）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以及（e）昆虫友好的行为。第二项假设（H2）则关注干预效果是否受到干预前水平的影响，即参与者在干预前的初始态度、知识和问题意识是否会影响干预效果。根据全球63个国家关于气候变化的调查，发现具有强烈初始信念的参与者对干预的反应较少。因此，研究假设参与者在干预前水平较低时，可能对干预产生更大的影响。

研究采用准实验设计，通过干预前后的调查（5月和9月）以及对照组来测试假设。研究获得了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并确保所有参与者在调查前提供知情同意，所有数据匿名化以确保隐私。第一轮调查在干预新闻通讯中宣布，对照组参与者通过Aproxima GmbH通过Talk Online GmbH面板招募。为了使对照组与干预组更加匹配，对照组在干预组调查后几天内进行调查，并通过配额确保社会人口学变量的匹配。对照组参与者如果被认定为报纸读者，则被排除。第二轮调查在新闻通讯中宣布，并通过电子邮件邀请完成第一轮调查的参与者，如果他们自愿提供了电子邮件地址。

调查问卷包括三个部分：结果变量、干预参与情况和社会人口学信息。问卷首先询问与昆虫相关的态度、自我效能感、问题意识和知识，然后询问昆虫友好的行为。在干预参与部分，参与者被询问他们是否种植了种子、阅读了新闻通讯和文章，以及是否参与了公民科学项目。最后收集社会人口学信息。为了确保每个构念的内部一致性，计算了Cronbach's alpha值，并报告了结果。Cronbach's alpha值从0到1，α ≥ 0.70表示测量相同构念的项目具有可接受的可靠性。

态度、知识、问题意识和自我效能感均使用5点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态度通过三道情感项目进行评估，例如“我对昆虫感到厌恶”（α = 0.79）。问题意识使用三道来自Leiserowitz（2006）的气候风险感知量表的项目，经过调整以适应昆虫的情境（例如“你认为昆虫减少对自然的威胁有多严重？”；α = 0.82）。知识通过自我评估的昆虫相关科学和程序性知识进行测量（参考Cane et al., 2012），基于Jordan et al.（2011）的类似量表（α = 0.84）。自我效能感通过三道来自D?rge et al.（2021）的项目进行测量，涉及保护昆虫的感知能力（α = 0.71），并补充了一道关于行动手段的项目。

在Stern（2000）关于亲环境行为的维度基础上，研究将昆虫友好的行为定义为包括私人和公共领域的行为，通过自我报告进行测量。私人领域中的园艺行为通过六道二元编码的园艺实践进行评估，例如提供昆虫巢穴、修剪频率等。非园艺行为则在5点李克特量表上进行测量，包括私人领域的实践、环保活动（如为昆虫保护志愿工作）和环保公民身份（如与他人讨论该问题）。

研究使用差分法（DiD）分析数据，以估计干预效果。通过对照组在时间上的变化来隔离与干预无关的时间效应。为了支持平行趋势假设，对照组在招募时使用了配额。然而，干预前调查的结果显示，两个组在结果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DiD分析之前进行了匹配，以增强平行趋势假设的合理性，并使用稳健标准误来处理潜在的异方差性。

所有分析均在R 4.3.0中进行。描述性统计使用“stats”包完成。使用“matchit()”函数进行近邻倾向得分匹配、最优匹配和完全匹配，并比较这些方法的平衡质量。完全匹配方法提供了最佳的协变量平衡，如标准化均值差异和方差比所示。倾向得分通过逻辑回归计算，然后用于估计加权干预效果。与其它匹配方法不同，完全匹配方法保留了所有参与者进行分析，而未丢弃任何观察值。

DiD分析用于测试干预对每个结果变量的影响，并验证假设1。此外，为了测试假设2，计算了干预前水平的调节效应，使用了时间、组别和干预前水平的三重交互作用。研究进一步通过干预前水平的四分位数进行视觉分析，并进行了事后DiD分析。这一步骤还允许研究人员区分干预效果与“回归均值”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干预显著增加了昆虫友好的行为，但对态度、知识和问题意识的影响仅限于那些在干预前水平较低的参与者。在所有参与者中，干预对知识的影响不显著，而对态度和问题意识的影响也不显著。然而，当控制干预前水平时，干预对知识和问题意识的影响变得显著。这表明，对于知识和问题意识较低的参与者，干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研究还发现，干预对自我效能感没有显著影响。尽管在干预前的水平上，两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干预后的自我效能感有所下降。这可能表明，尽管干预提供了知识和行动工具，但未能有效提升参与者的自我效能感。此外，研究发现，干预对昆虫友好的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在某些四分位数中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参与者的时间限制和天气条件有关。

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假设2，即干预前水平对干预效果具有调节作用。对于态度、知识和问题意识，干预前水平较低的参与者显示出更大的变化。这表明，干预对于已经具有一定知识和态度的参与者可能效果有限，而对于知识和态度较低的参与者则更为有效。这些发现强调了在设计干预时，需要考虑目标群体的初始水平，并为不同群体量身定制策略。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特征可能影响结果的解释。干预组的女性比例高于报纸的常规读者，这可能反映了自我选择偏差。此外，昆虫友好的行为是通过自我报告进行测量的，这可能导致社会期望偏差和回忆不准确。虽然这种方法在成本效益方面具有优势，但未来的研究可能需要采用更客观的测量方式，如直接观察，以提高结果的可靠性。

总体而言，本研究展示了基于COM-B模型的行为干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应用潜力。通过将昆虫保护与园艺这一广泛且有价值的背景相结合，研究人员成功地提高了昆虫友好的行为，尤其是在初始水平较低的参与者中。这表明，理解目标群体的初始态度和知识水平对于设计有效的干预至关重要。未来的研究应探索其他媒体渠道，以吸引那些通常较为不关心或持怀疑态度的群体。同时，需要进一步测试不同的框架策略，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并提高保护行动的公众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