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雅鲁藏布河流域的森林共同管理政策认知与当地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Policy perceptions and local stakeholder engagement in forest co-management in the Yarlung Tsangpo River Basin, China

森林协同管理（FCM）政策感知对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FCM行为及归属感的中介作用研究，运用扩展计划行为理论及结构方程模型，发现政策感知（尤其是公平性、透明度）显著影响参与意图与行为，女性及年长群体因政策认知不足降低参与意愿。建议强化政策宣传与归属感建设，关注边缘群体需求。

　　森林共管（Forest Co-Management, FCM）作为一项整合性森林管理策略，对于森林资源的利用、保护、贫困缓解以及社会公平的实现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在西藏的雅鲁藏布江流域（Yarlung Tsangpo River Basin, YTRB）中，理解当地利益相关者对森林共管政策的感知如何直接影响其参与行为，是推动森林保护工作成功的关键。通过应用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Extend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ETPB）和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本研究深入探讨了政策感知对共管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调查和焦点小组访谈的方式，收集了利益相关者对政策的反馈，以评估其如何影响共管行为。

研究结果表明，共管行为和意愿受到共管政策、态度、主观规范、过往行为以及归属感的显著影响，其中共管政策是最关键的因素，它不仅直接影响行为和意愿，还通过其他因素间接发挥作用。此外，归属感在态度、过往行为、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积极的中介作用。研究进一步发现，67%的利益相关者对政策的有效性持积极看法，而45%的人则表达了对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挑战的担忧。独立t检验和方差分析（ANOVA）的结果显示，女性和年长居民对共管政策表现出更多的怀疑态度，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参与意愿。因此，提高利益相关者对共管政策的认知水平、增强其归属感，并解决边缘群体的担忧，是推动森林共管的重要手段。

本研究建议采用一种包容性的森林治理模式，强调在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联合讨论和决策，而非依赖外部制定的计划。这种研究视角突显了森林共管和包容性治理模式在有效森林管理与保护中的重要性，并为未来的森林共管项目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通过分析政策设计与社区行动之间的互动，研究揭示了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性，以及如何在政策与地方文化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

森林和以树木为基础的生态系统对人类生活至关重要，它们不仅提供了重要的生态服务，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价值。为了应对森林退化、砍伐和资源枯竭等问题，政府推行了去中心化改革，旨在缓解贫困并促进可持续发展。许多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已经采用去中心化的森林管理模式，将当地社区的土地和森林资源权利纳入治理框架中，以实现更广泛的包容性。研究显示，由社区管理的森林通常表现出较低的砍伐率，这表明社区在森林保护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然而，去中心化政策在农村社区中产生的影响并不一致。虽然它可以带来更多的资金、更公平的利益分配以及短期的经济收益，但决策权往往仍然集中在高层。地方参与者可能缺乏真正的参与度、责任性和对森林资源的自主权。政策经常忽视低收入群体，同时由于环境知识的不足和治理机制的薄弱，导致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这些现象凸显了需要根据具体情境制定相应策略的重要性，因为简单化的模型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在中国，森林共管作为“生态文明”改革的一部分，被引入到边远地区的森林管理中，以实现生态保护与贫困缓解的双重目标。这一模式强调了政策与地方治理之间的互动，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在雅鲁藏布江流域，森林共管的实施不仅有助于生态保护，还对当地居民的生计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目前对于当地利益相关者如何感知这些政策以及这些感知如何影响其参与行为的研究仍显不足。因此，深入理解这些动态关系对于构建包容性和适应性的治理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选取了雅鲁藏布江流域内的墨脱县作为研究对象，这是一个独特的研究区域。墨脱县是西藏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其森林共管项目是在全国扶贫和生态保护框架下开展的，旨在为边缘化的藏族社区提供生态恢复与收入增长的结合。这种机构实验体现了自上而下的环境政策如何与地方文化及传统治理模式相互作用。研究不仅关注政策设计，还探讨了社区参与和政策接受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揭示森林共管在实际操作中的复杂性。

近年来，国际上的相关研究强调了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共管项目中的关键作用。在马拉维，共管政策改善了森林状况和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而在孟加拉国的孟加拉湾地区，共管项目的成功依赖于协调不同发展预期。在尼泊尔，用户动机和结构性激励被视作推动共管项目的重要因素；而在印度，共管项目的合法性则依赖于解决权力不对等的问题，并确保冲突的解决。这些研究共同表明，共管是一个社会嵌入且适应性的过程，受到政策叙事、实际经验和生态环境动态的影响。然而，尽管对中国的森林改革和产权安排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于这些自上而下的政策框架如何与地方规范、价值观和社区行动相互作用，仍然缺乏深入的理解。

本研究的目标包括：（1）分析雅鲁藏布江流域内当地利益相关者对森林共管政策的感知；（2）探讨这些感知如何影响其参与行为；（3）识别影响政策接受和参与的社会与制度因素。通过这三个目标，本研究希望为森林共管提供更全面的视角，并推动相关政策的优化。研究结果表明，政策设计、地方感知和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互动对共管项目的成效具有决定性作用。通过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政策感知如何影响社区参与意愿，特别是在公平性、程序透明度和对地方治理的信任方面。

本研究的贡献在于：（1）揭示了自上而下的生态政策如何与地方制度互动，形成混合型治理系统；（2）将性别和代际包容性视为参与性转变的新维度；（3）通过适应性行为和制度方法，探讨了政策设计与社区行动如何在生态文明发展议程下共同演进。通过将行为意图与制度信任和文化包容性联系起来，本研究提供了一种关系视角，用于理解国家主导的共管政策。

此外，本研究强调了研究方法的严谨性，确保了数据的可靠性。所有潜在参与者在焦点小组会议和家庭访谈开始时都被告知了研究的目的和数据的用途，并且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与。研究过程中，所有信息的收集均基于自愿原则，因此无需伦理审批。同时，研究团队也表达了对所有参与者的感谢，以及对当地社区成员在实地调查中分享知识和观点的感激之情。研究得到了Plateau Perspectives的支持，为推动森林共管和生态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研究不仅关注政策本身，还探讨了政策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例如，女性和年长居民对政策的怀疑态度可能影响其参与意愿，而这种现象需要通过增强归属感和提高政策认知来加以改善。此外，研究还揭示了政策接受与社区参与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促进这种关系的良性发展。研究结果表明，政策的公平性、透明度和可信任度是影响社区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受到地方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建立在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的基础上，通过扩展该理论，研究探讨了制度设计如何与社区感知和参与相互作用。特别是在性别和代际包容性方面，研究指出，男性外流和生态护林员计划的实施可能对社区参与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分析这些因素，研究为理解森林共管在边远地区的实施提供了新的视角。

研究结果表明，政策设计、地方感知和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互动对共管项目的成效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墨脱县，政策的实施不仅受到国家层面的推动，还与地方文化和传统治理模式密切相关。这种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接受度和社区的参与意愿。因此，为了提高共管项目的成效，需要在政策设计中充分考虑地方文化和社会结构，同时增强社区的归属感和参与度。

本研究的结论为未来的森林共管项目提供了重要的指导。通过加强政策的透明度和公平性，提高社区的归属感和参与度，可以有效促进森林保护工作的实施。此外，研究还强调了包容性治理模式的重要性，认为这种模式能够更好地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更有效的森林管理。通过分析政策设计与社区行动之间的互动，研究揭示了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性，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

总的来说，本研究通过深入分析政策感知与社区参与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森林共管在实际操作中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策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其内容，还受到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了实现更有效的森林管理，需要在政策设计中充分考虑地方文化和社会结构，并通过增强社区的归属感和参与度，推动政策的顺利实施。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为未来的森林共管项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也为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