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多样化对坦桑尼亚家庭粮食安全与膳食多样性的影响：基于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BMC Agriculture》：Impact of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on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and dietary diversity in Tanzania

本研究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普遍存在的营养不良问题，以坦桑尼亚为案例，通过世界银行生活标准测量研究（LSMS）的三轮面板数据（2012/2013、2014/2015、2019/2020），系统探讨了生计多样化（以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和生计活动数量CLO衡量）对家庭膳食多样性（HDDS）、食物消费评分（FCS）及食物支出（HFE）的影响。研究发现，坦桑尼亚家庭生计多样化程度中等，但生计多样化程度提高（HHI降低）反而与较差的粮食安全营养（FSN）结果相关，表明当前多样化策略多为生存驱动型或低回报活动。研究强调了性别、财富、土地规模等情境因素的关键作用，为制定针对性干预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始终是悬在数亿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25年的报告，全球约有23亿人面临中度或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22.3%的人口营养不良。坦桑尼亚作为东非重要国家，虽在多项健康指标上取得进展，却仍难以应对营养不良的三重负担——体重不足、超重和微量营养素缺乏。更令人担忧的是，坦桑尼亚女性面临非洲最高的微量营养素缺乏风险，且饮食多样性普遍低于家庭中的男性成员，这背后是资源获取和控制权的不平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生计多样化——即家庭通过组合农业与非农活动多元化收入来源——被广泛视为提升家庭韧性、稳定收入和改善营养的重要途径。坦桑尼亚《2025年愿景》也明确将经济与农业多样化作为实现高质量生计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之一。然而，现有的研究多聚焦于作物多样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而对更广泛的生计活动组合如何作用于营养结果，尤其是不同情境因素（如性别、市场准入、气候冲击等）如何调节这一关系，仍缺乏系统证据。

为填补这一空白，由Eucabeth Majiwa领衔的研究团队在《BMC Agriculture》上发表了一项深入研究。该研究利用世界银行生活标准测量研究（LSMS）在坦桑尼亚收集的三轮全国代表性家庭面板数据（2012/2013、2014/2015和2019/2020），聚焦512户持续追踪的家庭，试图回答三个核心问题：坦桑尼亚家庭的生计多样化模式如何演变？生计多样化对家庭膳食多样性、食物消费和食物支出有何影响？哪些情境因素显著影响家庭的多样化决策？

研究采用可持续生计框架（SLF）作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数面板回归（FPR）和固定效应（FE）模型进行分析。生计多样化通过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值越低表示多样化程度越高）和生计活动数量（CLO）共同衡量；粮食安全与营养（FSN）结果则通过家庭膳食多样性评分（HDDS）、食物消费评分（FCS）和家庭食物支出（HFE）三个指标捕捉。

关键方法概述

研究基于512户家庭的三轮面板数据，采用分数面板回归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生计多样化的决定因素，再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评估多样化对HDDS、FCS和HFE的影响。模型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重点考察了性别、年龄、土地规模、牲畜数量、移动货币使用、冲击指数等情境变量的作用。

研究结果

生计多样化呈现中等水平且随时间波动

描述性分析显示，坦桑尼亚家庭普遍呈现中等程度的生计多样化，多数家庭将农业与其他收入来源结合。2012/2013至2014/2015年间，生计活动数量（CLO）从2.08升至2.29，但在2019/2020年回落至2.08。HHI指数同期从0.77降至0.73后略升至0.75，表明多样化水平先升后微降。女性户主家庭、年轻家庭和富裕家庭的多样化程度更高，而资产所有权、移动货币使用和冲击经历与较低多样化相关。

生计多样化对粮食安全营养结果的影响复杂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揭示，HHI指数对HDDS、FCS和HFE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p < 0.10），即多样化程度提高（HHI降低）反而伴随较差的膳食多样性、食物消费和支出水平。相反，CLO每增加一个单位，HDDS和FCS分别显著提高0.011分和1.500分（p < 0.10）。这种看似矛盾的结果提示，坦桑尼亚家庭的生计多样化可能多为生存驱动型，集中于低回报的非正规活动，未能有效转化为营养改善。

情境因素显著调节多样化与营养关系

性别、年龄、土地规模、牲畜数量、移动货币使用、财富状况和冲击经历等变量显著影响多样化决策和营养结果。例如，女性户主和富裕家庭更倾向于多样化；土地和牲畜规模较大的家庭多样化程度较低；移动货币使用与食物支出正相关；冲击经历则抑制多样化。

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首次基于全国性面板数据系统揭示，坦桑尼亚家庭的生计多样化与粮食安全营养结果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当前多样化模式可能受制于必要性驱动、低回报活动主导以及文化经济情境限制，导致额外收入未能有效转化为饮食质量提升。研究强调，政策制定需超越“多样化即有益”的简单假设，重点关注多样化活动的质量、回报率及性别敏感性，例如通过促进高收益活动、支持营养导向生产（如奶畜、果树）和加强脆弱群体（如女性户主、贫困家庭）的生计韧性，实现多样化与营养改善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