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娩前全身炎症指数与子宫内膜异位症孕妇早产风险无显著关联：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

《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Systemic inflammation indices measured shortly before delivery are not associated with preterm birth in pregnant women with endometriosis

本研究针对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孕妇早产（preterm birth）风险增高但机制不明的临床问题，通过分析75例子宫内膜异位症孕妇的临床数据，发现尽管其早产发生率（20%）显著高于普通剖宫产人群（11.4%, p=0.019），但分娩前5天内检测的全身炎症指数（SII、SIRI、NLR、PIV）在早产与足月产组间无显著差异。结果表明，分娩前短期全身炎症状态可能并非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早产的主要机制，提示未来需聚焦于妊娠早中期局部子宫免疫微环境变化的研究。

　　

在生殖医学领域，子宫内膜异位症犹如一个隐匿的"破坏者"，影响着约10%-15%的育龄女性。这种慢性炎症性疾病不仅导致痛经、盆腔疼痛和不孕，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年研究发现它还可能暗中威胁着妊娠结局——子宫内膜异位症孕妇面临着更高的早产风险。早产是全球新生儿死亡和长期并发症的主要原因，而炎症机制被认为是触发早产的关键因素。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产生了：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的慢性炎症状态，是否会通过加剧孕妇的全身炎症反应，从而导致早产风险增加呢？

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重要的临床需求。如果全身炎症水平确实是连接子宫内膜异位症与早产的"桥梁"，那么通过简单的血液检查监测炎症指标，就能及早识别高风险孕妇，进行针对性干预。全身炎症指数，包括系统性免疫炎症指数（SII）、系统性炎症反应指数（SIRI）、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和泛免疫炎症值（PIV），这些基于常规血常规计算的指标，近年来在子痫前期、妊娠期糖尿病等妊娠并发症中展现出预测价值。它们就像是一面"炎症镜子"，能够反映机体内部的免疫状态。

发表在《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的这项研究，正是针对这一科学问题展开的探索。Chen等人设计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旨在揭开子宫内膜异位症、全身炎症与早产三者之间的神秘面纱。

研究人员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了2022年至2024年间在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分娩的75例经剖宫产术中偶然发现并经组织学证实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孕妇。通过医院电子数据库收集临床资料，并随机选取同期177名无并发症的剖宫产孕妇作为对照。关键实验技术包括：临床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外周血细胞计数分析、全身炎症指数计算（SII=血小板×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SIRI=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淋巴细胞；NLR=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PIV=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血小板/淋巴细胞）以及统计学分析（使用Mann-Whitney U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

研究结果

子宫内膜异位症孕妇的早产发生率显著增高

在75例子宫内膜异位症孕妇中，15例（20%）发生早产，显著高于同期医院所有其他剖宫产孕妇的早产发生率（11.4%），且这一增加趋势在所有子宫内膜异位症亚型中均存在。妊娠期糖尿病（GDM）发生率为29%，子痫前期为6.7%。

全身炎症细胞计数在早产与足月产组间无差异

对比子宫内膜异位症孕妇中早产组与足月产组的血细胞计数发现，白细胞总数、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和血小板计数均无统计学显著差异。所有p值均大于0.091，表明在分娩前短时间内，这些炎症相关细胞数量在两组间相似。

全身炎症指数与早产无显著关联

进一步分析系统性炎症指数显示，SII、SIRI、NLR和PIV在早产组与足月产组间均无显著差异。即使加入无并发症的剖宫产孕妇作为第三组比较，三组间的炎症指数仍无统计学意义。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调整产次和BMI后，这些炎症指数与早产风险仍无显著相关性。

子宫内膜异位症亚型与炎症指数无显著相关性

在15例早产患者中，7例（46%）为子宫内膜异位囊肿，8例（54%）为腹膜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同亚型间的全身炎症指数无统计学差异，且亚型与早产之间也无显著关联。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证实了子宫内膜异位症孕妇确实存在较高的早产风险（20% vs 11.4%），这一发现与近年来的研究共识一致。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分娩前短时间内测量的全身炎症指数并未显示出与早产风险的关联。这一结果可能暗示：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的早产机制可能并非主要通过持续的全身炎症状态介导，而是更可能与子宫局部的免疫微环境异常有关。

子宫内膜异位症作为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其特征是异位子宫内膜组织引发的局部炎症反应，包括促炎细胞因子（如IL-6、TNF-α）水平升高和免疫细胞功能改变。这种局部炎症环境可能通过影响胚胎植入、胎盘形成或子宫收缩性而导致早产，而这些变化可能无法通过外周血炎症指标完全捕捉。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样本量较小（仅15例早产），可能影响对较小效应值的检测能力；炎症指标仅在分娩前短时间内测量，无法反映妊娠早中期的动态变化；且研究为回顾性设计，存在选择偏倚的可能（仅纳入剖宫产确诊患者）。此外，B族链球菌感染数据不完整，但可获得的数据显示早产患者均为阴性，提示感染可能不是主要因素。

这些发现具有重要的临床启示：单纯依赖全身炎症指数可能不足以预测子宫内膜异位症孕妇的早产风险，临床医生需要关注更早期的局部子宫免疫环境评估。未来研究应聚焦于妊娠不同时间点的炎症指标动态监测、子宫内膜和胎盘组织的局部免疫细胞分析，以及特定的炎症通路（如TLR信号、NLRP3炎症小体）在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早产中的作用机制。

总之，这项研究为理解子宫内膜异位症与早产关系的复杂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虽然否定了分娩前全身炎症指数的预测价值，但为后续探索局部子宫免疫微环境的作用指明了方向。进一步的大样本前瞻性研究将有助于揭示这一临床难题的真相，最终改善子宫内膜异位症孕妇的妊娠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