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困境对尼日利亚公务员心理健康与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一项横断面研究

《BMC Psychology》：Depression, anxiety and job dissatisfaction: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hardship in a lower middle-income country

本研究针对尼日利亚公务员群体，探讨了经济困境背景下焦虑、抑郁与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人员通过在线横断面调查，使用GAD-7、PHQ-9和MSQ量表评估了538名公务员的心理状态。结果显示，低收入、高家庭负担和缺乏运动显著增加焦虑抑郁风险，而较高收入和规律运动具有保护作用。该研究为制定针对性的职场心理健康干预政策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

　　

在尼日利亚这样一个中低收入国家，经济改革政策如部分取消汽油补贴和货币贬值，虽然旨在促进财政稳定，却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贫困和粮食不安全问题。通货膨胀率从2023年的22.2%飙升至2024年6月的34.2%，而官方汇率平均达到1奈拉兑1,652.50美元。尽管最近国家最低工资从30,000奈拉提高到70,000奈拉，但主要依赖固定工资的公务员群体仍然特别容易受到这些经济冲击的影响。据世界银行估计，约有8,700万尼日利亚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使该国成为极端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工资停滞不前，加上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加深了贫困，加剧了粮食不安全。这些社会经济逆境不仅侵蚀了家庭福利，还可能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对尼日利亚公务员的心理健康和工作满意度产生不利影响。

然而，与传染病和孕产妇/儿童健康问题相比，心理健康问题在尼日利亚等中低收入国家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公务员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其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工作效率和政府效能。因此，迫切需要深入了解经济困境如何影响这一特定群体的心理健康和工作满意度。

在此背景下，Yusuf Yakubu及其同事在《BMC Psychology》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旨在评估尼日利亚公务员抑郁、焦虑和工作不满意的风险。研究结果有望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劳动力的心理健康状况，并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和政策提供信息，以减轻抑郁、焦虑和工作不满意的负担。

为了开展这项研究，研究人员采用了横断面在线调查设计，在2024年3月至9月期间对538名尼日利亚公务员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使用了经过验证的健康测量工具，包括用于评估抑郁的患者健康问卷(PHQ-9)、用于评估焦虑的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以及明尼苏达工作满意度问卷(MSQ)。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心理健康评估（PHQ-9和GAD-7）以及工作满意度评估（MSQ）。数据通过Google Forms收集，并导出到Microsoft Excel进行清理，然后使用R软件（版本4.2.3）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多变量多项逻辑回归模型计算调整后的优势比(aOR)和95%置信区间(CI)，以探讨社会经济、人口统计学和生活方式因素与焦虑、抑郁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联。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39岁（标准差=9.15），以男性（72.7%）和已婚者（79.6%）为主。80.9%的参与者报告没有糖尿病或高血压病史。在运动频率方面，29.2%的人每天锻炼，36.3%每周锻炼，20.6%每月锻炼，13.9%不锻炼。月收入分布显示，34.2%的人月收入高于200,000奈拉（约121美元），34.2%的人收入在101,000-200,000奈拉之间，19.2%在51,000-100,000奈拉之间，6.0%在20,000-50,000奈拉之间，6.4%低于20,000奈拉。抚养人数方面，36.8%有6-10个抚养人，34.6%有3-5个，11.7%少于3个，11.7%多于10个，5.3%没有抚养人。

心理健康评估显示，51.3%的人经历轻微至轻度焦虑，41.6%为中度焦虑，7.1%为重度焦虑。抑郁水平方面，66.5%为轻微至轻度，20.1%为中度，13.4%为重度。工作满意度方面，49.3%的人表示“无法决定”，31.8%不满意，19.0%满意。

多变量回归分析：焦虑

焦虑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2)=113, p<0.001），解释了焦虑水平约13.1%的变异。与不运动者相比，每日运动者患中度焦虑的几率降低64%（aOR=0.37；95% CI: 0.18-0.75；p=0.006），每周运动者降低约62%（aOR=0.39；95% CI: 0.19-0.78；p=0.008），每月运动者降低幅度最大，达78%（aOR=0.22；95% CI: 0.10-0.48；p<0.001）。收入显示出保护作用，月收入高于200,000奈拉的受访者患中度焦虑的几率降低89%（aOR=0.11；95% CI: 0.04-0.34；p<0.001），收入在101,000-200,000奈拉之间的受访者几率降低81%（aOR=0.19；95% CI: 0.06-0.56；p=0.003）。抚养人数与焦虑呈正相关，抚养超过10人的受访者患中度焦虑的几率是抚养少于3人者的7倍以上（aOR=7.43；95% CI: 2.28-24.24；p<0.001），抚养6至10人者的几率是4倍以上（aOR=4.45；95% CI: 1.55-12.81；p=0.006）。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基础健康状况与焦虑无显著关联。

多变量分析：抑郁

抑郁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2)=158, p<0.001），解释了抑郁水平约18.5%的变异。与50岁以上者相比，30岁以下者患中度抑郁的几率高出4倍以上（aOR=4.15；95% CI: 1.24-13.90；p=0.021）。高血压与抑郁显著相关（aOR=3.12；95% CI: 1.57-6.19；p=0.001）。收入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子，月收入低于20,000奈拉的受访者患中度抑郁的几率最高（aOR=9.03；95% CI: 2.87-28.40；p<0.001），其次是收入在51,000-100,000奈拉（aOR=5.34；95% CI: 2.26-12.58；p<0.001）、20,000-50,000奈拉（aOR=4.40；95% CI: 1.35-14.36；p=0.014）和100,000-200,000奈拉（aOR=2.68；95% CI: 1.31-5.49；p=0.007）的群体。抚养人数也增加了抑郁风险，抚养6-10人者患中度抑郁的几率是抚养少于3人者的4倍以上（aOR=4.45；95% CI: 1.55-12.81；p=0.006），抚养超过10人者风险最高，几率高出7倍以上（aOR=7.43；95% CI: 2.28-24.24；p<0.001）。性别、婚姻状况和运动频率与抑郁水平无显著关系。

多变量分析：工作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2)=100, p<0.001），解释了工作满意度水平约10.2%的变异。与41-50岁者相比，31-40岁者（aOR=2.01；95% CI: 1.14-3.57；p=0.017）和50岁以上者（aOR=3.26；95% CI: 1.44-7.39；p=0.005）更可能报告不满意。月收入在101,000-200,000奈拉与高于200,000奈拉相比，不满意几率更高（aOR=1.80；95% CI: 1.01-3.20；p=0.045）。缺乏运动与不满意密切相关，不运动者（aOR=2.02, 95% CI: 0.99-4.12, p<0.001）、每周运动者（aOR=2.70, 95% CI: 1.46-4.99, p=0.002）和每月运动者（aOR=5.48, 95% CI: 2.60-11.55, p=0.054）均显示出更高的几率。性别、婚姻状况和抚养人数与工作满意度无显著关联。

焦虑与抑郁的关联

抑郁与焦虑之间存在强相关性（χ2=210, df=4, p<0.001），抑郁解释了焦虑水平约21.9%的变异。中度抑郁者患中度焦虑的几率高出5倍以上（aOR=5.23；95% CI: 3.23-8.46；p<0.001），而重度抑郁者患中度焦虑的几率高出24倍以上（aOR=24.39；95% CI: 4.71-126.32；p<0.001），显示出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揭示了尼日利亚公务员心理健康结果受到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因素的显著影响。低收入、经济困境和沉重的家庭负担是焦虑、抑郁和工作不满意的主要预测因素，而缺乏运动则加剧了这些负面结果。年轻受访者更容易出现抑郁，而年长员工则对工作更不满意，反映了不同年龄阶段面临的独特挑战。高血压与抑郁相关，强调了身心健康之间的密切联系。焦虑和抑郁之间存在高度共病现象，凸显了需要采取综合方法来应对心理健康问题。

该研究的意义在于为政策制定者和用人单位提供了明确的干预方向。提高经济保障、推广规律体育锻炼、以及解决职业挑战的政策和策略，对于改善这一劳动力的福祉和生产力至关重要。针对不同年龄群体的特定需求设计干预措施，将更有效地缓解心理压力。此外，在工作场所整合身体和心理健康支持服务，有望降低慢性病和心理问题的双重负担。未来的研究应采用纵向设计来阐明经济困境、家庭责任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开展跨部门、跨地区的比较研究，以及测试职场健康计划、金融教育和家庭支持倡议的干预研究，为减轻尼日利亚公务员焦虑和抑郁负担的政策应对提供更多证据。

尽管本研究存在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在线调查可能引入选择偏差、以及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可能低估等局限性，但其主要发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制定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促进策略提供了宝贵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