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里塔尼亚安德罗克托努斯（Androctonus mauritanicus）毒液的特性分析及SARS-CoV-2进入抑制剂候选物的体外筛选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Characterization of Androctonus mauritanicus venom and in vitro screening of SARS-CoV-2 entry inhibitors candidates

抗蛇毒药物开发与分子机制研究

　　动物毒液，以其复杂的生化组成而闻名，是一种宝贵的治疗分子来源，特别是在抗病毒应用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尽管具有这种潜力，毒液在工业应用中的使用仍受到限制，目前仅有不到十几种源自毒液的化合物进入市场。本研究强调了探索毒液天然多样性作为新型生物活性化合物来源的重要性，这些化合物可能推动创新药物开发。我们对摩洛哥黑蝎 *Androctonus mauritanicus (Am)* 的毒液进行了研究，通过固相萃取（SPE）和高效液相色谱（RP-HPLC）技术将毒液分离成80个不同的样本。这些样本随后通过先进的质谱技术，包括电喷雾电离质谱（ESI-MS）、四极杆飞行时间液相色谱质谱（Q-TOF LC/MS）以及四极杆轨道阱液相色谱质谱（Q-Exactive LC/MS）进行了详细分析。总共鉴定了507种不同的分子质量，其中某些样本富含针对离子通道的神经毒素（如NaScTxs、KScTxs、CaScTxs和ClScTxs），突显了它们在治疗上的重要性。通过体外验证，包括竞争性ELISA实验，我们还发现了针对SARS-CoV-2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RBD）的抑制分子，显示出多种抑制潜力。这些发现表明了毒液衍生分子的抗病毒活性，并揭示了毒液在针对SARS-CoV-2的工业应用中的广阔前景。综上所述，本研究不仅强调了特定毒液分子的抗病毒特性，还为工业药物开发开辟了新的途径，提供了对抗新兴病毒疾病的潜在工具。

在抗病毒治疗领域，毒液中的肽类物质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多项研究表明，动物毒液中的肽可以抑制病毒复制或干扰宿主与病毒的相互作用。然而，*A. mauritanicus* 毒液的抗病毒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探索。了解毒液衍生分子如何与病毒蛋白相互作用，可能为新的治疗策略打开大门。此外，毒液中的抗菌肽（AMPs）不仅对细菌和真菌具有广谱活性，还显示出通过破坏病毒膜等机制的抗病毒特性。虽然*A. mauritanicus* 毒液尚未被证明具有直接的抗病毒效果，但其蛋白质谱与*A. australis* 毒液相似，后者已被报道对丙型肝炎病毒（HCV）具有抗病毒活性。特别是，*A. australis* 的粗毒液显示出对HCV的抗病毒活性，其半数抑制浓度（IC50）为88.3 ± 5.8 μg/mL。这种活性主要针对HCV，并在60°C的热处理或金属蛋白酶抑制后仍保持稳定，表明热稳定毒液肽的参与。这些研究加强了对*A. mauritanicus* 肽类物质作为SARS-CoV-2抑制剂进行研究的合理性。

毒液研究在识别和表征这些复杂毒液中的生物活性成分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先进的毒液蛋白质组学工具，如质谱，能够详细分析毒液的组成，揭示广泛存在的肽和蛋白质。这种方法被称为毒液组学（venomics），为毒液分子的分子多样性、结构和生物学功能提供了关键见解，有助于识别具有治疗潜力的候选分子。蛋白质组学驱动的毒液研究加速了药物发现，通过定位具有靶向药理活性的分子，为新药开发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抗击病毒方面，毒液衍生肽提供了独特的可能性。已有研究表明，动物毒液中的肽可以抑制病毒复制或破坏宿主-病毒相互作用。然而，*A. mauritanicus* 毒液的抗病毒潜力仍待进一步探索。理解毒液衍生分子如何与病毒蛋白相互作用，可能为新的治疗策略提供突破口。此外，毒液中的抗菌肽不仅对细菌和真菌具有广谱活性，还显示出通过破坏病毒膜等机制的抗病毒特性。虽然*A. mauritanicus* 毒液尚未被证明具有直接的抗病毒效果，但其蛋白质谱与*A. australis* 毒液相似，后者已被报道对丙型肝炎病毒（HCV）具有抗病毒活性。特别是，*A. australis* 的粗毒液显示出对HCV的抗病毒活性，其半数抑制浓度（IC50）为88.3 ± 5.8 μg/mL。这种活性主要针对HCV，并在60°C的热处理或金属蛋白酶抑制后仍保持稳定，表明热稳定毒液肽的参与。这些研究加强了对*A. mauritanicus* 肽类物质作为SARS-CoV-2抑制剂进行研究的合理性。

在抗病毒治疗领域，毒液中的肽类物质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多项研究表明，动物毒液中的肽可以抑制病毒复制或干扰宿主与病毒的相互作用。然而，*A. mauritanicus* 毒液的抗病毒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探索。了解毒液衍生分子如何与病毒蛋白相互作用，可能为新的治疗策略打开大门。此外，毒液中的抗菌肽不仅对细菌和真菌具有广谱活性，还显示出通过破坏病毒膜等机制的抗病毒特性。虽然*A. mauritanicus* 毒液尚未被证明具有直接的抗病毒效果，但其蛋白质谱与*A. australis* 毒液相似，后者已被报道对丙型肝炎病毒（HCV）具有抗病毒活性。特别是，*A. australis* 的粗毒液显示出对HCV的抗病毒活性，其半数抑制浓度（IC50）为88.3 ± 5.8 μg/mL。这种活性主要针对HCV，并在60°C的热处理或金属蛋白酶抑制后仍保持稳定，表明热稳定毒液肽的参与。这些研究加强了对*A. mauritanicus* 肽类物质作为SARS-CoV-2抑制剂进行研究的合理性。

毒液组学研究在识别具有抗病毒活性的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本研究聚焦于通过分析*A. mauritanicus* 毒液来鉴定具有潜在抗病毒活性的肽。利用质谱技术，我们表征了毒液的分子组成，并选择特定的肽进行体外评估，以识别其抗病毒能力。研究结果表明，蛋白质组学为识别毒液衍生抗病毒候选分子提供了强大的框架。这项工作不仅加深了对*A. mauritanicus* 毒液分子多样性的理解，还突出了其在应对病毒威胁如新冠疫情中的应用潜力。通过探索毒液肽的治疗价值，本研究为替代抗病毒策略奠定了基础，并为药物开发的持续努力做出了贡献。

本研究的材料和方法部分详细描述了如何从*A. mauritanicus* 蝎子中提取毒液，并通过一系列实验步骤对其进行分析。首先，我们从摩洛哥南部的Tiznit地区收集了*A. mauritanicus* 蝎子，并在巴斯德研究所的动物设施中保存。毒液提取通过电刺激实现，使用12伏低电压脉冲刺激蝎子的后腹部，以促进毒液的排出。提取后的毒液样本经过离心（10,000 RPM，10分钟）以去除杂质，得到的上清液随后经过冷冻干燥并储存在-80°C，以保持其活性和药效。毒液的预处理过程确保了其在后续分析中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毒液的准备阶段包括溶解、去除盐分和大分子等步骤。首先，将1毫克的毒液溶解在1毫升的溶液A（0.1%三氟乙酸（TFA））中，并进行离心（3,500 RPM，5-10分钟）以确保均匀混合。使用NanoDrop? 2000光谱仪（Thermo Fisher Scientific）测量蛋白质浓度，通过280纳米波长的吸光度进行估算。利用一个吸收系数为10（ε1%）的估算方法，得出蛋白质浓度。毒液样本随后被适当稀释，并在三重重复条件下进行测量，以确保准确性和可重复性。在去除盐分和大分子的步骤中，我们采用了固相萃取（SPE）技术，这是一种用于毒液提取、纯化和富集的常用方法。通过将目标化合物吸附在固相色谱柱上，再进行洗脱，可以有效去除干扰物质。SPE过程包括四个主要步骤：首先，色谱柱被甲醇清洗和湿润，然后用溶液A（0.1% TFA）激活其表面功能基团。接下来，将1毫克毒液加载到色谱柱上，使具有强亲和力的化合物保留。随后，通过添加4毫升的溶液A（0.1% TFA）进行洗脱，去除弱结合的分子。最后，使用70%溶液B（含0.1% TFA的乙腈）和30%溶液A进行洗脱，以分离目标化合物。通过测量洗脱后蛋白质的吸光度，计算回收的蛋白质产量。

毒液的进一步浓缩通过SpeedVac真空浓缩仪完成。提取后的毒液样本首先在-80°C下冷冻过夜，以确保其稳定性。随后，使用SpeedVac去除多余的溶剂，实现蛋白质的浓缩。浓缩后的蛋白质样品储存在-20°C，以备后续分析使用。这种真空浓缩方法在保持毒液活性的同时，提高了样品的浓度，为后续的分子鉴定和功能分析提供了便利。

为了进一步分析毒液的分子组成，我们采用了反相高效液相色谱（RP-HPLC）技术。总共有30毫克的毒液样品被用于RP-HPLC分析，每次运行使用1毫克毒液样品。分离过程在Alliance 2795 RP-HPLC系统（Waters Corporation）上进行，使用Phenomenex C18分析柱（250毫米，4.6毫米，5微米），在0.8毫升/分钟的流速下，采用从2%到70%的溶剂B梯度进行分离。整个分离过程持续120分钟，确保了毒液成分的充分分离。分离出的蛋白质在280纳米波长下检测，并自动收集到96孔板中。不同RP-HPLC运行的样本被合并、干燥，并储存在-80°C以备进一步使用。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毒液成分的分辨率，还为后续的质谱分析提供了高质量的样品。

毒液中完整蛋白的液相色谱-质谱（LC-MS）分析用于确定所有纯化样品的平均分子质量。分析在Triple Quadrupole ESI-MS质谱仪（Micromass Quattro micro triple quadrupole）上进行，样品溶解在100微升的雾化溶剂（H2O/ACN/HCOOH，49.8:50:0.2）中，并通过Hamilton微量注射器直接注入仪器。离子化在正离子模式下进行，生成的离子在Q-q-Q质谱仪中分离。记录了从500到1500 Da的质量电荷比（m/z）范围内的质谱数据。MassLynx 4.0软件（Waters-Micromass）用于处理质谱数据和识别分子质量。

毒液肽的鉴定和测序通过质谱技术（纳米液相色谱-质谱/MS/MS）进行。首先，对感兴趣的样品进行酶解，包括还原和烷基化步骤。将样品溶解在30%乙腈（ACN）中，并加入100微升的DTT（10 mM）/碳酸氢铵（50 mM，pH 8.3）溶液，使样品在氮气氛围下孵育2小时。随后，使用碘乙酰胺（IAA）（55 mM）/碳酸氢铵（50 mM，pH 8.3）溶液封闭自由的疏基基团。孵育20分钟后，样品在室温下避光保存。最后，加入10 mM DTT以去除过量的IAA，并防止过度烷基化，随后在室温下孵育1小时。随后，使用胰蛋白酶和赖氨酸酶（Lys-C）分别对样品进行酶解。每种酶的量为1微克，溶解在50 mM碳酸氢铵（pH 8.3）中，并加入到每个样品中。样品在37°C下过夜孵育，以确保完全的酶解反应。为了终止酶解反应，向每个样品中加入10微升的5%甲酸溶液。最后，使用SpeedVac浓缩仪去除多余的溶剂，以浓缩肽类物质，为后续的分析做好准备。

通过Q-TOF LC/MS/MS技术，我们对酶解后的样品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样品被溶解在10微升的3% ACN/0.1% FA溶液中，并使用纳米-LC1200系统与Q-TOF 6520质谱仪（Agilent Technologies）进行分析。分析配置为数据依赖模式，肽类物质在纳米电喷雾电离（nano-ESI）正离子模式下进行电离，电压为1850伏。完整的自动MS1扫描范围为200至1700 Da，自动MS2扫描范围为59至1700 Da。在每个周期中，最多选择5个前体离子，根据其电荷状态进行隔离和在碰撞诱导解离（CID）细胞中进行碎裂。碰撞细胞能量根据m/z自动调整。生成的数据通过Peaks 7.5软件（Bioinformatics Solutions Inc.）进行处理，肽类物质通过与UniProt数据库的序列同源性进行识别，或通过从头测序（de novo sequencing）进行识别。搜索参数设置为前体离子质量容忍度50 ppm，碎片离子质量容忍度0.3 Da。酶特异性设置为胰蛋白酶（用于胰蛋白酶消化的样品）和Lys-C（用于Lys-C消化的样品）。对于可变的翻译后修饰，考虑了氧化（M）（+15.9949 Da）、碳酰胺甲基化（C）（+57.0214 Da）、丙氨酸和谷氨酸的脱羧、脱水和酰胺化等，而未选择固定修饰。

此外，我们还对酶解后的样品进行了Q-Exactive LC/MS/MS分析，使用Orbitrap Q-Exactive Plus质谱仪（Thermo Fisher Scientific）与UltiMate? 3000 RSLC Nano HPLC系统耦合。分析采用纳米-HPLC进行，使用相同的参数，但使用了PepMap RSLC C18分析柱（75微米 × 25厘米，Thermo Scientific）和300纳升/分钟的流速。分析配置为数据依赖模式，肽类物质在正离子模式下进行电离，喷雾电压为1.6千伏，毛细管温度为180°C。质谱数据在60,000的分辨率下记录，质量电荷比（m/z）范围为300至1500。选择5个最丰富的前体离子进行高能碰撞解离（HCD）碎裂，碰撞能量为27。排除了单电荷离子和电荷状态大于7的离子，质谱/质谱数据在60,000的分辨率下记录，质量电荷比（m/z）范围为59至1700。数据处理遵循与Q-TOF LC/MS分析相同的协议，确保了分析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为了评估毒液的潜在抑制作用，我们使用了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分析纯化后的毒液样品。这些样品被用于评估其对病毒受体结合域（RBD）与hACE2蛋白结合的抑制效果。通过使用由Atheris Laboratories提供的SARS-CoV-2 Spike-ACE2结合检测试剂盒（CoV-SACE2-1，RayBiotech Inc.），按照制造商的协议进行实验。这种类型的检测广泛用于筛选潜在的病毒进入抑制剂。之前的研究表明，这种方法可以识别出有效阻断RBD-ACE2相互作用的小分子，从而防止SARS-CoV-2进入细胞。在实验的第一步中，纯化后的样品在两个浓度（20 mg/mL和40 mg/mL）下进行测试。这些浓度的选择基于多个考虑因素。首先，初步的溶解性评估确保了这些浓度与检测方法的兼容性。其次，考虑到毒液中潜在生物活性肽的低丰度，需要相对较高的浓度来检测抑制活性。第三，初步实验中较低的浓度未能产生显著的RBD-ACE2结合抑制效果。最后，观察到在这些浓度下存在剂量依赖性抑制，表明效果是特异性的，而非非特异性相互作用。这种方法与之前对毒液衍生肽的探索性筛选一致，通常使用较高浓度以识别具有潜在活性的样品。

所有浓度均以三重重复进行评估。接下来，分析的样品与重组hACE2蛋白混合，而对照样品则使用PBS代替毒液样品。混合物随后加入预先包被有SARS-CoV-2 RBD蛋白的ELISA板中，并在室温下孵育2小时，同时进行摇晃。孵育后，通过洗涤板去除未结合的ACE2。对于检测，结合通过HRP偶联的抗ACE2抗体与3,3′,5,5′-四甲基联苯胺（TMB）的反应进行评估。吸光度在450纳米波长下使用Mindray MW-12A微孔板读数仪进行测量。最后，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和Dunnett的后验检验（post hoc test）进行统计分析，比较每个样品在不同浓度下的抑制效果与阴性对照（PBS）。显著性水平用“ns”（不显著）（p < 0.01）和（p < 0.001）表示。

为了评估*A. mauritanicus* 毒液样品的急性毒性，我们进行了小鼠的体内实验。实验使用了脑室注射（ICV）的方法，将筛选出的最具生物活性的毒液样品注射到成年雄性瑞士小鼠（18-22克）中。选择的样品在注射前用无菌磷酸盐缓冲液（PBS）重新配制，并确保注射体积不超过每只小鼠10微升。每个样品的实验组由3-5只小鼠组成，每组接受递增剂量，以评估临床神经毒性症状（如震颤、共济失调、癫痫、呼吸困难）和潜在的致死性。对于致死性的样品，使用Reed和Muench方法计算半数致死量（LD50）。非致死剂量和样品则观察其在4小时急性期和72小时注射后的亚致死神经毒性症状和行为异常。这些数据有助于定义未来治疗开发的安全剂量窗口。

在结果部分，我们发现*A. mauritanicus* 毒液的蛋白质产量为0.98毫克/毫升，通过NanoDrop光谱仪估计得出。毒液的反相高效液相色谱（RP-HPLC）分离结果显示了80个不同的样品（见图2）。这些样品代表了毒液成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大多数样品的保留时间在3.75分钟至70分钟之间。保留时间较长的样品主要在70至110分钟的范围内。在这些样品中，F25（保留时间37分钟）、F31（保留时间45.5分钟）、F32（保留时间47分钟）、F37（保留时间52分钟）和F39（保留时间55.5分钟）显示出较高的强度。这些样品的分离提供了对毒液组成和潜在活性的深入了解，为后续的分子鉴定和功能分析奠定了基础。

通过质谱分析，我们鉴定了507种不同的分子质量（见表2），这些分子质量的范围从200.18 Da到10431 Da。在毒液的毒性特征方面，样品主要富含分子质量在2001至5000 Da之间的物质。这些分子质量对应于靶向钾、氯或钙通道的神经毒素，占总含量的51.29%。相比之下，分子质量超过5001 Da的物质，对应于靶向钠通道的神经毒素，占总含量的22.86%。有趣的是，我们鉴定了86种NaScTx相关的肽，其序列覆盖范围从9%（类似脂解激活肽1-α链的D9U2A4）到86%（与α-毒素Lqq4（P01489）具有同源性的肽）。此外，我们鉴定了42种KScTx相关的肽，其序列覆盖范围从13%（α-KTx 3.16，K7XFK5）到100%（α-KTx 8.1，P56215）。在ClScTx中，我们鉴定了五种肽，其序列覆盖范围从43%（昆虫毒素I5，P60270）到100%（神经毒素P2，P01498）。对于CaScTx，我们只鉴定了一个肽，其序列与BmCa-1（Q8I6X9）具有25%的相似性。这些结果与之前的研究一致，表明CaScTx在蝎毒中相对较少，但*A. mauritanicus* 毒液的分子多样性进一步突显了其在神经毒素研究中的重要性。

除了神经毒素外，我们还鉴定了其他类型的肽，这些肽通常具有较低的序列覆盖（见表7），包括抗菌肽（AMPs）和两性肽。抗菌肽如“毒液抗菌肽（E4VP07）”、“抗菌肽1（G8YYA5）”和“抗菌肽2（G8YYA6）”显示出对多种病原体的活性。两性肽如“两性肽Tx348（B8XH50）”、“Mauriporin（N0EAL3）”和“缓激肽增强肽NDBP6（D9U2B5）”具有独特的结构和功能特性。这些肽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A. mauritanicus* 毒液的分子组成，表明其在治疗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潜在应用。

通过质谱分析，我们发现*A. mauritanicus* 毒液中多种神经毒素具有不同的序列覆盖和分子质量。其中，NaScTxs主要出现在F31之后的样品中，尽管其序列覆盖有限，但其数量显著。KScTxs则分布较广，包括α和β亚家族。此外，ClScTxs的分子质量范围较广，而CaScTxs则相对较少，但具有独特的功能特性。这些结果表明，*A. mauritanicus* 毒液中存在广泛的分子多样性，这为未来的药物开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在ELISA实验中，我们评估了不同样品对ACE2与SARS-CoV-2刺突蛋白RBD结合的抑制效果。实验结果显示，样品F29和F34显示出最强的抑制活性，分别在40 μg/mL浓度下达到79.7%和73.9%的抑制效果（见表8和图4）。这两个样品的保留时间分别为42分钟和49分钟，其半数抑制浓度（IC50）低于20 μg/mL，表明其在低浓度下也具有较高的抑制活性。样品F31、F35和F36的抑制效果较低（在40 μg/mL浓度下为15.9%–28.1%），并显示出较高的IC50值（>40 μg/mL），表明其对ACE2-RBD结合的抑制作用较弱。阴性对照组未显示出任何抑制效果，证实了实验的特异性。这些结果表明，不同样品在抑制ACE2-RBD结合方面具有不同的效果，样品F29和F34显示出较高的潜力，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体内神经毒性评估中，我们对*A. mauritanicus* 粗毒液和选定的RP-HPLC样品进行了测试。实验采用脑室注射（ICV）方法，将样品注射到成年雄性瑞士小鼠中。注射体积不超过每只小鼠10微升，并且在实验中观察了临床症状、2小时内死亡率以及可能的LD50值。实验结果显示，样品29和34尽管在ELISA中显示出强烈的ACE2-RBD结合抑制活性，但在体内实验中并未表现出任何毒性或死亡率，表明其具有良好的安全性（见表9）。相比之下，样品31表现出轻微的神经毒性，症状延迟出现，并在较高剂量下导致死亡，其LD50估计为1.21 μg/g。样品35和36在抗病毒和神经毒性实验中均未显示出活性，表明其在相关实验中无显著影响。这些结果表明，样品29和34在抗病毒研究中显示出良好的前景，而其他样品则可能在其他领域具有应用潜力。

本研究不仅揭示了*A. mauritanicus* 毒液的分子多样性，还强调了其在治疗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潜力。通过多平台质谱分析，我们能够检测低丰度的肽类物质（如CaScTxs），这得益于Q-Exactive LC/MS的高灵敏度（见表2）。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由于*A. mauritanicus* 在摩洛哥的濒危状态以及其毒液产量较低（约每次取毒0.5毫克），限制了大规模研究的进行。此外，在对长毒素的序列覆盖过程中，碎片效率有限，这提示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使用混合技术如电子转移解离（ETD-MS/MS）来提高分析的深度和准确性。尽管ELISA实验确认了S蛋白结合的抑制效果，但为了全面确认这些毒液样品的抗病毒潜力，需要进一步使用伪病毒或真实SARS-CoV-2感染模型进行验证。这些实验将有助于明确这些毒液样品的有效性、作用机制以及体内的安全性。因此，这些发现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有希望的候选分子，但并不意味着立即的治疗应用，强调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研究结果表明，样品29和34在体内实验中表现出良好的安全性，没有引起神经毒性症状或死亡，这表明这些样品可以有效抑制病毒进入宿主细胞，而不会引发不良的神经效应，这对于治疗开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为了全面评估这些样品的系统效果、药代动力学和长期安全性，还需要进一步的体内研究，特别是在相关的感染模型中。这些研究将有助于充分了解这些样品的治疗潜力，并确保其在临床转化中的适用性。

本研究不仅展示了蝎毒的分子多样性和治疗潜力，还强调了创新方法在应对新兴病毒威胁中的重要性。随着全球对有效新冠治疗策略的持续探索，蝎毒衍生的肽可能在补充现有治疗方案和应对未来病毒爆发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研究聚焦于*A. mauritanicus* 毒液的蛋白质组学分析，旨在探索其分子多样性及毒性成分，以开发有效的抗毒血清，同时识别具有治疗或生物技术应用潜力的新分子。毒液的复杂性使其包含广泛的成分，其中神经毒素主要靶向钠（NaScTxs）和钾通道（KScTxs）。研究发现，该毒液特别富含钠通道靶向的神经毒素，这解释了其在摩洛哥地区造成严重毒液中毒的机制。此外，毒液还含有影响氯通道（ClScTxs）的神经毒素，进一步表明其毒液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毒素家族的分子变异上，还体现在它们所靶向的受体和离子通道上，其中一些可能为药物开发提供新的方向。本研究的发现不仅加深了对*A. mauritanicus* 毒液分子多样性的理解，还为毒液为基础的治疗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通过鉴定对SARS-CoV-2具有抑制作用的肽，本研究为开发新的抗病毒药物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与疫苗和其他治疗方法互补的策略。然而，关于这些肽的潜在治疗或工业应用的主张必须谨慎对待。目前的抗病毒活性是基于体外ELISA实验的结果，进一步的验证仍需通过伪病毒或真实SARS-CoV-2感染模型进行，以确认其有效性、作用机制以及体内的安全性。这些发现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有希望的候选分子，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立即应用于临床治疗，强调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