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复发性卵巢癌患者总生存期相关的DNA甲基化生物标志物的临床验证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Clinical validation of a DNA methylation biomarker associated with overall survival of relapsed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复发性卵巢癌（OC）患者70%在化疗后复发，需可靠生物标志物指导二线治疗。本研究验证了PLAT-M8（8-CpG血液甲基化标志物）与生存期的关联，发现低甲基化（Class 1）患者预后较差，尤其是接受卡铂单疗法的患者（HR=9.69），而高甲基化（Class 2）患者生存期更长的结论（HR=2.50），且与铂敏感性正相关。该标志物在复发病时具有预测价值，但无法用于一线化疗（HR=1.34, p=0.285）。

　　卵巢癌（OC）是一种全球范围内高死亡率的癌症类型，其中大多数晚期患者在首次化疗后会复发，这突显了在第二次治疗前评估生存率的重要性。本研究验证了之前发现的PLAT-M8甲基化标志物在复发患者中的相关性，PLAT-M8是一个基于血液的8个CpG位点的甲基化特征，与化疗耐药性相关。研究通过额外的队列验证了PLAT-M8与临床病理特征和治疗方案之间的联系，旨在为复发患者提供更可靠的生物标志物，以指导第二线化疗决策。

在首次复发时，血液DNA甲基化与临床结果相关，但对首次化疗期间没有显著影响。PLAT-M8的甲基化状态被分为两个类别：Class 1（低甲基化或未甲基化）与Class 2（高甲基化）。研究发现，Class 1与较差的预后相关，表现为较短的总体生存率（OS），以及在卡铂单药治疗中的不良结果。而Class 2则与铂敏感性、较高的完全缓解率（RECIST）和较好的预后相关，但与CA-125指标无显著关联。这些发现表明，PLAT-M8可以作为复发性卵巢癌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用于预测临床结果和第二线铂类治疗的反应。

研究从BriTROC-1（n=47）和OV04（n=57）两个队列中提取了首次复发时的血液DNA样本，并在Hammersmith医院（HH）收集了首次化疗期间（第3、4和6周期）的额外样本。通过使用亚硫酸氢盐测序技术，量化了8个CpG位点的DNA甲基化水平，并结合了ScoTROC-1D和1V（n=141）以及OCTIPS（n=46）的先前数据。Cox回归分析用于评估复发后OS与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揭示了PLAT-M8在不同队列中的分布特点，并且与多个临床参数如年龄、疾病阶段、铂耐药性、残留病灶和无进展生存期（PFS）相关。在BriTROC-1和OV04队列中，PLAT-M8的甲基化状态与生存率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在BriTROC-1队列中，Class 1患者的调整后风险比（aHR）为2.92（95% CI: 1.21–7.02, p=0.017），而在OV04队列中，Class 1与Class 2之间未发现显著差异。然而，当将这两个队列合并分析时，Class 1患者的aHR为2.21（95% CI: 1.24–3.91, p=0.007），这表明PLAT-M8具有一定的预后价值。此外，研究还发现，Class 1与较差的铂敏感性、较高的残留病灶率和较短的PFS相关，而Class 2则与更好的铂敏感性、较高的完全缓解率和较好的预后相关。这些结果强调了PLAT-M8在复发性卵巢癌中的重要性，并支持其作为指导第二线化疗选择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尽管PLAT-M8在复发后的预后评估中表现突出，但在首次化疗期间未能预测生存率。这表明PLAT-M8的甲基化状态主要反映的是复发后的治疗反应，而非化疗前的耐药性。研究分析了HH队列中100名患者在首次化疗不同周期（第3、4和6周期）的PLAT-M8甲基化状态，结果显示其对OS没有显著影响。这一发现可能意味着PLAT-M8在治疗选择上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复发后的阶段。

此外，研究还通过Meta分析整合了多个队列的数据，确认了PLAT-M8作为预后标志物的有效性。结果显示，Class 1患者的总体生存率显著低于Class 2患者，调整后的风险比（aHR）为2.50（95% CI: 1.64–3.79），p<0.0001。这种一致性进一步支持了PLAT-M8作为复发性卵巢癌患者生存率预测工具的可靠性。研究还发现，PLAT-M8的甲基化状态与PFS密切相关，特别是Class 1患者在PFS较短的情况下生存率显著下降，这提示PLAT-M8可能作为预测复发性卵巢癌患者对第二线铂类治疗反应的指标。

在复发性卵巢癌的背景下，传统的生物标志物如CA-125缺乏特异性与一致性，因此需要更可靠的标志物来指导治疗决策。PLAT-M8作为一种基于DNA甲基化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具有评估预后和治疗反应的潜力。其甲基化状态在不同队列中保持稳定，并且与多个临床病理特征相关，如年龄、疾病阶段、铂耐药性、残留病灶和PFS。这种多维度的关联性表明，PLAT-M8可能在治疗选择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区分铂敏感和耐药患者方面。

研究还探讨了PLAT-M8与复发相关参数（如铂敏感性、RECIST反应和CA-125反应）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PLAT-M8的甲基化状态与铂敏感性显著相关，Class 1患者表现出较差的铂敏感性，而Class 2患者则更敏感。此外，Class 1患者在RECIST反应中更倾向于出现疾病进展（PD）或稳定疾病（SD），而Class 2患者更可能达到完全缓解（CR）。尽管PLAT-M8与CA-125反应之间的联系不显著，但其作为预后标志物的潜力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探讨PLAT-M8的临床价值时，研究强调了其作为动态监测工具的可能性。PLAT-M8的甲基化水平随时间变化，能够为临床医生提供实时的预后信息。此外，PLAT-M8的非侵入性特征使其成为个性化治疗策略的理想选择，特别是在无法获取肿瘤组织样本的情况下。该标志物在血液中的稳定性使其能够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实践，包括复发性卵巢癌的预后评估和治疗反应预测。

尽管PLAT-M8显示出显著的预后价值，但研究也指出了其在临床应用中的局限性。例如，所有队列均来自英国，这可能限制了其在国际范围内的适用性。此外，研究中患者群体以白种人为主，缺乏对不同种族间甲基化差异的分析。这些限制提示未来需要更多的多中心研究，以评估PLAT-M8在不同人群中的适用性。

本研究的另一个关键发现是，PLAT-M8的甲基化状态与铂敏感性、复发率和生存率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PLAT-M8的甲基化状态可以作为治疗选择的依据，例如，对于Class 1患者，避免使用铂类单药治疗可能是更优的选择。而Class 2患者可能从铂类单药治疗中获益更多，尤其是当联合其他药物时，其生存率可能进一步改善。然而，研究也指出，某些Class 2患者在接受多药联合治疗时生存率较差，这可能与治疗的毒性或患者整体健康状况有关。

从机制角度来看，PLAT-M8的甲基化状态可能与DNA错配修复（MMR）功能有关。MMR在铂类药物引起的DNA损伤修复中起关键作用，而PLAT-M8的甲基化状态可能反映了MMR功能的改变。这种机制上的联系表明，PLAT-M8不仅是一个预后标志物，还可能提供关于肿瘤生物学行为的重要信息。例如，Class 2患者的高甲基化状态可能表明MMR功能正常，从而增强了对铂类药物的敏感性，而Class 1患者的低甲基化状态可能意味着MMR功能受损，导致铂类药物耐受性增加。

研究还分析了PLAT-M8与其他已知的生物标志物之间的关系。例如，与CA-125相比，PLAT-M8在预测复发性卵巢癌患者的预后方面表现更优。此外，PLAT-M8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比RECIST标准更具预测性，尤其是在评估疾病进展和治疗反应时。这提示PLAT-M8可以作为传统影像学评估方法的补充，特别是在无法进行侵入性检查的情况下。

综上所述，PLAT-M8作为一种基于DNA甲基化的生物标志物，在复发性卵巢癌的预后评估和治疗选择中具有重要价值。其在不同队列中的稳定性和与多个临床参数的显著关联，使其成为非侵入性评估和个性化治疗策略的重要工具。然而，为了更好地推广其临床应用，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在不同种族、不同地区和不同治疗方案下的表现。未来的工作可以集中在扩大样本规模、验证其在不同亚型卵巢癌中的适用性以及探索其在治疗决策中的具体作用机制。此外，随着技术的发展，基于下一代测序（NGS）的甲基化检测可能提供更全面的基因组信息，进一步提升PLAT-M8的临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