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狩猎和娱乐活动，保护区内哺乳动物群落的时间分布发生了变化

《Ecological Applications》：Temporal displacement of the mammal community in a protected area due to hunting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通过122个摄像头陷阱研究狩猎强度与徒步、骑行等非致命性人类活动对红鹿、野猪、狍鹿、红狐和猞猁时间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红鹿表现出显著的时间行为调整，高狩猎强度使其更偏向夜间活动并避免 trails，而低强度时则趋近白天活动。野猪和猞猁反应较小，但非目标物种（狍鹿、红狐）在高狩猎强度下也会增加对人类活动的规避。研究证实狩猎和非致命活动具有叠加效应，建议通过时空限制狩猎并优化休闲区域布局来减少野生动物的应激反应，从而保护生态平衡。

　　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复杂且日益受到关注的生态问题。在许多自然保护区，包括德国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BFNP），人类活动不仅限于单纯的娱乐，还包括狩猎。这两种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常常重叠，对野生动物的行为模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表现为与逃避捕食者相似的行为反应，从而改变动物的活动时间、活动范围以及与其他物种的互动方式。因此，理解狩猎和娱乐活动对野生动物行为的叠加效应，对于制定有效的保护区管理策略至关重要。

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了122个相机陷阱，分布在公园内的步道和周边森林中，以监测不同狩猎和娱乐活动强度对红鹿、 Roe鹿、野猪、红狐和欧亚猞猁等五种大型哺乳动物活动时间的影响。我们记录了这些物种在步道和森林中的相对丰富度，并利用贝叶斯模型分析了狩猎和娱乐活动如何影响野生动物的夜间活动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狩猎是野生动物行为调整的主要驱动因素，尤其是在高狩猎强度下，野生动物会显著增加夜间活动并减少对步道的使用。红鹿对狩猎和娱乐活动的回避反应最为明显，其夜间活动和步道回避行为随着这些干扰的增加而显著上升。红鹿在非狩猎区域表现出更多的日间活动，并且随着距离狩猎区域的增加，其夜间活动减少。野猪和未被狩猎的物种则表现出中等或微弱的反应。然而，在高狩猎强度下，未被狩猎的物种（如 Roe鹿和红狐）也增加了对娱乐活动的回避，野猪和 Roe鹿则表现出更强的步道回避行为。这一发现表明，狩猎不仅影响目标物种的行为，还可能对非目标物种产生连锁反应。

研究结果还表明，如果能在空间和时间上严格限制狩猎活动，同时将娱乐活动集中在某些区域，从而创造出全年无干扰的栖息地，将有助于减少野生动物对人类活动的回避行为，进而促进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目标。这不仅有助于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行为模式，还能减少因人类活动而引发的生态连锁反应，如捕食者与猎物的时间重叠，这可能会降低猎物的生存率。此外，野生动物行为的改变可能影响植物群落的结构，例如通过改变食草、觅食和种子传播行为，从而对生态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管理角度来看，娱乐活动和狩猎活动在保护区内共存，这给野生动物的行为调整带来了额外的挑战。由于娱乐活动多发生在白天，野生动物可能会相应地增加夜间活动以避免与人类接触。然而，这种行为调整也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植被覆盖程度。高植被覆盖可以提供避难所，减少野生动物对人类活动的感知压力，从而降低其夜间活动的倾向。因此，植被覆盖在调节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中可能起到缓冲作用。

在非狩猎区域，野生动物的行为可能不会受到狩猎活动的直接影响，但它们的行为模式可能仍然受到狩猎活动的间接影响。例如，红鹿在非狩猎区域表现出更强的昼行性行为，而这种行为随着距离狩猎区域的增加而减弱。这表明，狩猎活动对野生动物行为的影响可能会扩散到非狩猎区域，因此，保护区内必须考虑如何平衡狩猎和娱乐活动，以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干扰。

本研究还探讨了不同物种对狩猎和娱乐活动的反应差异。红鹿和野猪作为被狩猎的物种，对狩猎强度的反应最为明显。而 Roe鹿、红狐和欧亚猞猁等未被狩猎的物种，虽然对狩猎活动的反应较弱，但在高狩猎强度下，它们仍然表现出对娱乐活动的回避行为。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这些物种在保护区外仍然面临狩猎压力，因此对人类活动的整体风险保持较高的警惕性。

此外，狩猎活动对野生动物活动模式的影响具有时空特征。例如，狩猎强度在不同季节和不同区域可能有所不同，从而导致野生动物行为的季节性变化。在高狩猎强度期间，野生动物可能更倾向于在夜间活动，而在低狩猎强度期间，它们可能会更多地在白天活动。这种行为调整可能与野生动物对风险的感知有关，即它们可能会将狩猎活动视为一种威胁，并据此调整活动时间以减少遭遇的风险。

研究还发现，不同物种对娱乐活动的反应存在差异。例如，红鹿和野猪对娱乐活动的回避反应较为显著，而 Roe鹿、红狐和欧亚猞猁的反应则相对较少。这可能与这些物种的生态位和对人类活动的适应能力有关。被狩猎的物种可能已经发展出对人类活动的较强回避能力，而未被狩猎的物种可能对娱乐活动的反应较弱，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生存压力。

在保护区管理中，需要特别关注狩猎和娱乐活动的叠加效应。例如，高狩猎强度可能会导致野生动物行为的显著改变，而低狩猎强度下，这些改变可能更加微妙。因此，管理者应考虑如何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合理安排娱乐活动的强度和时间，以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干扰。此外，保护区内的植被覆盖程度也可能影响野生动物对人类活动的反应，因此在设计保护区时，应考虑如何利用自然环境来缓冲人类活动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娱乐和狩猎活动对野生动物行为的叠加效应，特别是对活动时间的影响。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野生动物如何适应人类活动，也为保护区的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通过合理规划狩猎和娱乐活动的空间和时间分布，可以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干扰，从而更好地实现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