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创业的治理架构：结构、过程与机制的系统性整合

《Management Review Quarterly》：Governance arrangements for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structures,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本研究针对大学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如何有效整合创业活动这一核心挑战，通过元综合方法系统梳理54项案例，提出学术创业治理框架。研究识别出7类关键结构（如校领导层、学院、创新中介等）与4类核心过程（教育、研究、技术转移、商业化），揭示了治理安排与创业类型（教育导向/研究导向/产业导向/商业导向）的对应关系，为大学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创业效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中，大学已从传统的教育与研究机构逐步转型为区域创新的引擎。然而，面对政府预算削减与社会对创业需求的日益增长，许多高校在将创业活动深度融入日常运营时仍步履维艰。尽管大学陆续设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TTO）、科技园等新型治理结构，但创业活动往往局限于专利许可或个别孵化项目，未能形成系统化合力。更关键的是，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结构（如TTO或孵化器）的作用，缺乏对大学内部治理安排（包括结构、过程与机制）的整体性视角。这一碎片化认知导致大学管理者难以制定协同策略，制约了学术创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贡献。

为破解这一难题，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Amir Ghorbani与Marie Louise Blankesteijn在《Management Review Quarterly》发表研究，首次通过元综合（Meta-synthesis）方法对54项质性案例进行系统性整合，构建了学术创业治理框架。该研究不仅厘清了大学内部七类核心治理结构的功能与互动关系，还揭示了不同治理安排如何催生特定类型的学术创业（如教育导向型或商业导向型），为大学优化创业生态提供了理论“地图”。

研究方法的核心技术路径

研究采用Hoon（2013）提出的元分析五步法：首先明确研究问题（如何系统性描述学术创业的治理安排），随后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3745篇文献，通过严格纳入标准（如仅保留组织层面的质性案例研究）筛选出54篇关键文献。作者通过编码表对文献中的“结构”“过程”“机制”证据进行提取，并借鉴Daft（2012）的功能分类法识别出7类结构，再通过Whetten（1989）的“谁-如何-什么”框架整合为治理理论模型。

治理结构的系统性分类与功能

研究识别出的七类治理结构包括：

1. 1.1.
   校领导层（Executive Board and President）：通过资源分配与政策制定引导创业战略方向，其影响力受大学集权程度与自主权制约。
2. 2.2.
   学院与学系（Faculties, Schools, and Departments）：依托创业教育课程与跨学科研究培育创业文化，但需平衡学术传统与市场压力。
3. 3.3.
   活动与竞赛中心（Hubs for Periodic Events and Competitions）：通过创业训练营（Bootcamps）、商业计划竞赛等短期活动激发团队实践能力。
4. 4.4.
   学生与博士后协会（Students and Postdoc Associations）：以低风险环境促进体验式学习，但受限于资源与成员流动性。
5. 5.5.
   创新中介（Innovation Intermediaries）：包括TTO、科技园、孵化器等，承担知识产权管理、校企合作对接等五大功能，其效能受所有权、规模、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
6. 6.6.
   金融中介（Financial Intermediaries）：通过种子基金、校友天使网络等提供初创资本，但可能因追求短期回报与学术长期目标冲突。
7. 7.7.
   实验室基础设施（Lab Infrastructures）：为原型开发提供设备支持，但面临维护成本高与技术迭代快的挑战。

过程与机制的协同作用

这些结构通过四类核心过程推动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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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过程以体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为主机制，通过课程与实习培育创业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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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过程依赖研发合同（R&D Contracts）与政府资助项目，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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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转移过程由TTO主导，通过知识产权（IP）管理与企业合作实现知识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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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化过程依托创新中介的五大机制——匹配（Matchmaking）、网络构建（Networking）、孵化（Hosting）、导师指导（Mentorship）与资金支持（Financing），加速初创企业成长。

治理安排与创业类型的对应关系

研究进一步发现，治理结构的侧重与过程选择直接塑造学术创业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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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导向型创业由学院主导，以课程项目为核心机制，侧重创业意识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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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导向型创业依托实验室与跨学科研究，通过科研经费驱动原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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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导向型创业由TTO推动，以技术转移与研发合作为主，满足产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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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导向型创业依赖创新中介与金融中介，通过孵化器与风险资本支持spin-off公司市场化。
  例如，斯坦福大学通过强化创新中介与商业化过程，形成典型的商业导向型生态；而侧重学院教育的大学则更易发展为教育导向型模式。

结论与启示：迈向协同治理

本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学术创业研究的碎片化视角，提出了“治理安排协同论”：大学的创业成效并非依赖单一结构或过程，而是取决于各类治理要素的互动与对齐。例如，校领导需通过政策整合学院、中介与实验室资源，避免结构孤岛；同时，需根据大学使命（如研究型或教学型）定制治理重点，而非盲目模仿他校模式。

对大学管理者而言，研究建议设立跨部门创业委员会，协调TTO、孵化器与学院的分工；对政策制定者，需设计长期稳定的资金与知识产权制度，降低学术创业的制度成本。未来研究可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对治理结构的影响，或通过动态建模量化治理安排的交互效应。这一框架不仅为学术创业理论提供了系统性分析工具，更指引大学在知识经济中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从被动适应变革转为主动塑造创新生态的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