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妄想症候群：基于现代队列的互联网与新技术对精神病性妄想内容的影响分析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The algorithm is hacked’: analysis of technology delusions in a modern-day cohort

本研究针对精神病患者妄想内容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特点，探讨了互联网与新技术在妄想框架中的呈现方式。通过对228例精神病患者的医疗记录分析，发现超过半数(51.7%)患者存在技术相关妄想，且每年呈现几率增加15%。研究揭示了技术妄想主要表现形式包括设备被黑、社交媒体关联、隐藏设备及"楚门秀妄想"，为临床诊断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互联网与智能设备已深度融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这种技术革新不仅改变了健康人群的生活方式，也对精神病患者的症状表现产生了深刻影响。传统上，精神病学领域对妄想的研究多集中于形式而非内容，关注患病率而非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尽管妄想形式在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保持相对稳定，但妄想内容却始终反映着特定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从二战时期的德国相关妄想，到冷战期间的间谍妄想，再到近年来的互联网相关妄想，无不印证着社会环境对精神症状的塑造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近期刊登了由Alaina V. Burns领衔的研究团队开展的题为"The algorithm is hacked": analysis of technology delusions in a modern-day cohort的研究。该研究系统探讨了在现代精神病患者群体中，互联网与新技术如何被整合入妄想框架，以及技术妄想的流行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为深入探究这一主题，研究人员回顾性分析了2016年至2024年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思维障碍强化门诊项目(TD IOP)接受治疗的228名成年精神病患者的医疗记录。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Atlas.ti软件对妄想内容进行编码分析，并利用Python中的statsmodels包进行逻辑回归分析，考察入学年份与技术妄想出现之间的关联。

定性分析：技术妄想的表现形式

研究发现，大多数受试者(88.2%)报告有妄想思维内容，其中迫害妄想最为常见(47.8%)，其次是影响妄想(24.9%)和夸大妄想(18.9%)。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超过半数(51.7%)的妄想患者其妄想内容涉及新技术。

技术妄想主要呈现四种典型表现形式：首先是设备被黑妄想，40名患者坚信自己的电脑、手机或WiFi网络遭黑客入侵。一名患者发现路由器被重置两次后产生怀疑，另一患者则拒绝使用手机，认为"楼上邻居正在干扰他的WiFi"。

其次是社交媒体相关妄想，约四分之一技术妄想患者的表现涉及社交平台。Instagram是最常被提及的平台，其次是YouTube、Facebook、Twitter/X等。患者常表现出社交媒体牵连观念，如认为"Instagram上的人们在嘲笑她"，或相信Spotify播放列表中含有"特殊信息"。

第三类为隐藏设备妄想，21名患者认为存在隐藏摄像头、麦克风或其他监控设备。一名患者认为自己是被"天花板内的电子设备监控"，多人报告相信有人在他们头部植入了微芯片。

最后是"楚门秀妄想"(The Truman Show delusion)，11名患者表现出这一特殊妄想形式。一名患者认为她正在"收听广播频率"，这证明她身处真人秀节目中；另一患者则认为自己的生活是"精心设计的"，全家已成为"向世界展示的节目"。

定量分析：技术妄想的时间趋势

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入院年份与技术相关妄想结果之间存在统计学显著相关性(β=0.139, p=0.038)。模型表明，入院日期每增加一年(如从2016年到2017年)，患者呈现技术相关妄想的几率增加约15%(比值比1.15)。这一趋势清晰表明，随着时间推移，技术相关妄想在现代精神病患者中变得越来越普遍。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技术妄想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融入妄想内容：一是解释异常体验(如幻听)，二是作为患者感到被迫害的媒介。此外，研究还发现对技术常规过程或错误的误解常导致迫害恐惧，如一名患者在"Twitter"应用更名为"X"后产生恐惧。一些患者表达的妄想观念在当前明显属于妄想，但随着技术发展，在未来可能不再被视为异常，如认为社交媒体正在实时回应其想法。

技术妄想是否代表一种新的妄想形式？研究表明，这些妄想可被视为经典主题的变体。认为名人通过Instagram帖子发送编码信息既是情爱妄想也是牵连观念；认为卧室墙内有隐藏摄像头是迫害妄想；而楚门秀妄想则可被视为迫害性、夸大性和牵连性的结合。然而，互联网和新技术确实独特地改变了人类核心体验，影响了妄想内容的同时也影响了其形式。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数据来源于自然发生的患者治疗记录，而非专门设计的研究项目，因此可能低估技术妄想的发病率和内容描述。此外，治疗团队在8年研究期间对技术妄认识增加可能导致更多针对性询问。研究人群的特征(有住房、有保险、通常年轻且足够稳定以参与团体治疗)也可能限制结果对更广泛精神分裂症人群的代表性。

尽管存在这些限制，本研究明确表明，在精神病患者中，互联网和新技术已成为妄想框架中日益突出的元素。临床医生在评估精神病患者时，应将相关问题纳入访谈，以全面理解妄想信念。对于精神病学住院医师的教育，精神状况检查教学应包括探索技术妄想存在的具体问题建议，从而更有效地识别和处理这一现代精神病学表现。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为我们理解数字时代精神病性症状的表现提供了重要见解，强调临床实践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评估策略，以更好地理解和治疗与技术发展同步演变的精神病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