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抑或希望之回声？全球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的新视角：从疾病治疗向健康促进的范式转变

《Psychological Medicine》：Alarm bells or echoes of hope?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global youth mental health crisis

本刊推荐：针对当前全球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叙事，van Dam等人质疑其流行病学证据基础，指出自我报告数据的增加可能反映心理健康意识提升而非疾病患病率上升。研究呼吁超越“障碍-痛苦”二分法，将青少年情绪困难表达的增多视为积极适应信号，倡导转向促进福祉和理解的健康生成（salutogenesis）模式，为公共卫生政策提供新视角。

　　

当前，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讨论常常被危机的阴云所笼罩。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精神病学》委员会甚至断言，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已进入“危险阶段”，这可能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最后机会”。然而，这种令人警醒的论述是否完全建立在坚实的数据基础之上？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质疑。在《Psychological Medicine》上发表的最新观点文章中，由Levi van Dam领衔的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视角：我们听到的或许并非全是危机的警钟，其中也夹杂着希望的回声——年轻一代可能正以更开放的态度表达他们的心理困扰，这本身或许是社会进步和适应性增强的表现。

为了厘清这场争论，研究人员首先将焦点对准了支撑“危机论”的数据本身。他们指出，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混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数据：一是通过临床诊断访谈评估的精神障碍患病率，二是通过自评问卷测量的心理健康 complaints（痛苦）。例如，被广泛引用的英国研究显示，青少年的情绪问题出现得更早且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但该结论完全基于家长填写的优势与困难问卷（SDQ）情绪分量表（SDQ-E）。van Dam等人强调，问卷结果极易受到不同时期人们对问题感知和解释方式变化的影响。只有在确立了测量不变性（measurement invariance）的前提下，不同队列间的比较才有效。而上述研究并未验证SDQ-E的测量不变性，这使得其跨时间比较的结论可靠性存疑。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澳大利亚的数据中。所谓的“50%激增”对比的是2007年（使用10项问卷）和2020-2022年（使用临床访谈）的数据，这种因测量工具不同造成的仪器偏倚（instrumentation bias），使得直接比较如同比较苹果和橘子。当研究者审视基于标准化诊断工具的长期流行病学数据时，一幅不同的图景徐徐展开。多项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研究显示，从1990年至2019年，全球青少年（0-20岁）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下降，尽管其疾病负担（特别是西方国家）有所增加。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2019-2021年），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出现了显著且急剧的上升。然而，由于缺乏2023年之后的数据，目前尚无法判断这次飙升是疫情压力下的暂时性反应，还是一个长期上升趋势的开端。

另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治疗-患病率悖论（treatment-prevalence paradox）。过去几十年，多个西方国家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的利用率大幅提升，但并无确凿证据表明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在同期整体恶化。这意味着更多的治疗投入并未带来人群层面心理健康问题的大幅减少。作者认为，这或许反映了当前干预措施仅触及了表面，而未能深入解决心理健康问题的远端根源（distal causes），如社会经济剥夺、问题养育、教育缺失、居住环境不利、不受监管的社交媒体暴露、就业无保障以及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等。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研究者主张采用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的生态学视角，将目光投向心理病理学指标之外，关注能反映青少年社会功能的行为适应数据。在荷兰等许多国家，青少年辍学率、青年失业率以及青少年犯罪参与率自2010年代起均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同时，衡量青少年所处环境风险的指标也在改善。研究表明，自2000年以来，美国的不良童年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发生率，包括家庭暴力、贫困、虐待等多项指标均在下降。全球范围内对婴儿-父母依恋模式长达50年的研究也显示，安全型依恋占主导且分布稳定，回避型依恋有所减少。这些积极的行为适应数据与“全面危机”的叙事形成了鲜明对比。

基于这些分析，van Dam及其团队提出了一个核心重构：当前青少年自我报告心理健康问题的增加，可能并不主要意味着病理的加剧，而是反映了新一代年轻人更善于表达其心理健康关切，这可以被视为情绪调节技能付诸实践的表现。例如，瑞士的长期调查发现，青少年向成人或朋友倾诉心理健康问题的意愿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显著增强。因此，今天年轻人拉响的警报，或许更应被解读为一种希望之声——他们正更有效地管理和应对生活中的情感挑战，并勇敢地表达自己的需求。

这一视角与健康生成（salutogenesis）理念高度契合，该理念聚焦于健康的促进，关注是什么让年轻人保持健康，旨在增强健康促进因素，而不仅仅是治疗疾病或解决其远端原因。当然，作者也谨慎地援引了托马斯定理（Thomas theorem）：“如果人们将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这些情境就会产生真实的影响。”这意味着，无论数据如何解读，青少年所感知到的痛苦及其发出的求助信号，都必须得到及时、恰当的回应。

主要技术方法概述

本研究为观点性文章，未涉及原始数据收集实验，其主要方法在于对现有研究证据进行系统性的批判性综述和整合分析。作者重点分析了来自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荷兰尼梅亨心理健康调查和发病率研究（NEMESIS）、瑞士多项青少年健康调查等大型流行病学队列的数据，对比了临床诊断访谈（如用于评估12个月精神障碍患病率）与自评问卷（如优势与困难问卷SDQ、Kessler心理困扰量表）在趋势评估上的差异，并强调了测量不变性分析在跨时间队列比较中的重要性。同时，研究综合考察了来自各国统计机构（如荷兰青年研究所、英国医学协会）关于青年发展（辍学、失业、犯罪）和不良童年经历（ACEs）的宏观行为指标数据，以构建生态学视角下的综合评估。

研究结果

1. 流行病学数据的再审视：稳定、下降与疫情下的激增

通过对长期流行病学数据的梳理，研究发现，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基于临床诊断访谈的青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现相对稳定甚至略有下降的趋势。例如，Piao等人（2022）的报告指出，1990年至2019年间，青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轻微下降了1.3%。Liu等人（2025）的研究也支持了2019年之前年龄标准化率的稳定性。然而，2019年至2021年间，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出现了急剧上升，这与全球疫情的时间点高度吻合。这一结果表明，将近期数据的恶化简单外推为长期危机趋势可能是不准确的，需要区分特殊事件（疫情）的冲击与长期的、根本性的变化。

2. 行为适应指标描绘的积极图景

与研究结果1形成对比的是，在反映青少年社会功能的关键行为适应领域，数据显示出积极的趋势。在荷兰，自2010年起青少年辍学率持续下降，自2014年起青年失业率下降，自2013年起涉罪青少年比例下降。这些趋势在全球许多其他国家也有类似发现。此外，衡量青少年所处环境风险的指标，如不良童年经历（ACEs）的发生率在美国等国家也呈现下降趋势。这些数据共同表明，青少年成长的整体环境及其社会适应能力在某些重要方面可能正在改善，而非恶化。

3. 表达意愿的变化：从沉默到发声

研究引用瑞士的调查数据指出，青少年谈论心理健康问题的意愿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期间显著增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与成年人或朋友讨论心理健康议题，而回避此类对话的人则在减少。这一变化在非自杀人群和有自杀倾向的个体中均被观察到。这表明，自我报告心理健康问题的增加，部分原因可能源于心理健康意识的提高和污名的减少，使得年轻人更愿意承认和表达自己的情绪困扰。

研究结论与意义

van Dam等人的研究结论挑战了当前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的主流叙事。他们认为，将关注点 solely 集中于精神障碍患病率的上升可能是一种误导。证据表明，在COVID-19疫情前，基于诊断的患病率长期稳定；而青少年在关键发展领域（如教育、就业、行为规范）的表现呈现积极趋势，其所处环境中的多种风险因素（如ACEs）也有所缓解。因此，当前观察到的自我报告心理健康问题的增加，更可能是一个多因素交织的结果：它既包含了疫情这一重大应激事件带来的真实影响，也反映了年轻一代心理健康意识提升、病耻感降低、更勇于表达内心困扰的积极社会变化。

这一重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它呼吁学术界超越传统的“障碍-痛苦”二分法，采纳一种更全面、更具生态效度的视角来理解青少年心理健康，并引入健康生成（salutogenesis）框架，将研究焦点转向是什么保护和支持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与韧性。在实践层面，这一观点提示公共政策和干预措施需要实现双重转变：其一，在继续提供必要临床服务的同时，必须正视并着力解决心理健康问题的深层社会决定因素（distal causes），如贫困、不平等、教育机会等；其二，应大力投资于促进心理福祉和韧性的项目，赋能青少年及其所在的支持系统（如家庭、学校、社区），而不仅仅是等待问题出现后进行补救。最终，倾听年轻一代的“希望之回声”，并以此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的积极回应，或许比单纯拉响危机的“警钟”更能为未来带来持久的积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