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欧亚地区生态不平等交换研究：可持续资源流动的贸易治理改革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Reforming trade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resource flows: Ecologically unequal exchange in Pan-Eurasia

本研究针对全球资源需求增长加剧生态不平等的问题，通过整合生物物理与治理分析，对65个泛欧亚国家进行生态承载力评估。研究发现，按当前发展路径，至2050年90%的生态超载将集中于低收入农业国，而最贫困50%国家将承担70%超载负担。研究提出人工智能支持的土地规划、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及进口尽职审查三项制度改革，为实施"公正地球边界"提供了可操作路径，对推进地球系统治理的公平性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全球资源需求的持续增长，人类社会的物质代谢与生态系统生物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尽管有充分证据表明地球已进入生态超载状态，但在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提升的双重驱动下，资源需求仍在持续攀升。当前，全球超过70%的人口生活在生态赤字且收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国家，凸显了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问题。到2050年，粮食需求预计将增长70-100%，生物质产品需求也将显著扩张，这些压力加速了生态资本耗竭，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森林退化和水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环境挑战。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李佳辉、黄琳等研究人员在《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上发表了关于泛欧亚地区可持续资源流动贸易治理改革的研究。该研究通过对65个泛欧亚和东北非国家的生态承载力进行综合评估，揭示了不同发展路径下生态压力的分布格局及其与收入不平等的内在联系。

研究团队采用了多项关键技术方法开展此项研究。他们运用共享社会经济路径和代表性浓度路径组合情景，构建了三种未来发展路径：一切照常、趋向可持续和分层社会。通过卡内基-阿姆斯-斯坦福方法模型估算净初级生产力，并结合人类占用的净初级生产力框架计算生态消费。研究还建立了生态承载指数来评估生态系统供给与消费之间的平衡状态，该指数通过消费侧碳在净初级生产中的含量与可供人类使用的净初级生产力供给之比来计算。所有数据集均统一到10公里网格，采用一致的空间工作流程处理，确保国家和区域尺度分析的可比性。

研究结果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在生态系统供给方面，净初级生产力从湿润沿海向干旱内陆、从低纬度向高纬度递减。东南亚地区表现出最高的平均值，而西亚/中东地区最低。趋向可持续情景下区域平均净初级生产力最高，达到293.38 gC/m2。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的净初级生产力超过1000 gC/m2，而埃及、伊朗和阿富汗则低于20 gC/m2。

生态消费模式显示，约半数国家以耕地为主导消费类型，而中东欧国家多为森林主导。草地主导消费较少见，主要集中在蒙古、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和东亚国家。总生态消费在一切照常情景下达到峰值，趋向可持续情景下最低。人均比较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模式，趋向可持续情景下耕地和草地人均生态消费最低，而森林人均生态消费最高。

生态承载状态评估揭示了严重的收入驱动不平等。在所有情景下，27-30个国家预计将处于超载状态，其中约90%为耕地主导系统。最贫困的50%国家承担约70%的超载负担，而最富裕的10%国家仅占5%。超载的耕地系统主要分布在南亚和西亚/中东，这些地区人口快速增长与集约农业并存。中东欧国家生态承载指数普遍低于1.2，表现出相对可持续的状态，而南亚部分地区生态承载指数超过2.0，面临高度生态压力。

研究还发现生态承载指数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微弱的负相关关系，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中东欧国家结合中等收入水平与最小生态赤字，体现了有效的资源治理。相比之下，南亚和东南亚的低收入国家在分层社会情景下脆弱性更高，生态承载指数超过2.0。森林主导系统始终保持在超载阈值以下，凸显了可持续林业对生态平衡的缓冲潜力。

讨论部分深入分析了气候影响、贸易和制度结构的相互作用。气候变化通过改变降水模式、升高温度和增加极端事件频率，降低了土地生产力，加剧了低收入国家的生态不安全。贸易系统在重新分配生态负担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存在显著差异。资源丰富的高收入经济体通过出口导向型加工利用自然资本，而财政能力有限制约了低收入国家的市场准入。

研究强调了制度结构的重要性，区分了多中心治理、权力下放和碎片化治理的不同效果。中东欧的低生态承载指数与分散但协调的安排一致，而南亚部分地区的高压力与碎片化制度相关。从环境正义角度看，程序正义决定了分配正义，即谁承担超载成本。

为解决生态赤字问题，研究人员提出了三项制度改革路径。人工智能支持的空间规划结合世界贸易组织兼容的生态关税，针对高生态承载指数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机制，以及对与森林砍伐相关进口的强制性尽职调查。这些措施需要通过程序正义保障措施来实施，防止生态负担的进一步外部化。

生态关税设计需满足非歧视、等效和透明度原则，关税收入和技援应支持低收入国家的产业转型。生态系统服务付费需要与土著人民和小农共同设计，开放地理定位和独立核查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强制性尽职调查应提供对中小企业的技术支持，追求数据互操作性以降低合规成本。

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使用卡内基-阿姆斯-斯坦福方法模型投影净初级生产力存在结构和参数不确定性，结果对输入质量敏感，特别是未来土地利用/土地覆盖轨迹。生态消费估算依赖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长期预测，带有情景和建模不确定性。生态承载指数基于的阈值系统作为风险预警水平而非精确的生物物理临界点，与行星边界框架的构想一致。

该研究为理解泛欧亚地区生态承载状态提供了全面评估，揭示了由收入、消费结构和资源禀赋形成的显著差异。研究结果呼吁 renewed commitment to equitable, science-informed, and collaborative Earth System Governance capable of meeting the needs of both people and planet over the long term. 趋向可持续路径展示了最大压力缓解潜力，将生态承载指数中位数降至1.35，凸显了综合可持续政策在实现更公平、更有韧性社会生态系统方面的杠杆作用。

未来研究应量化不同发展路径和治理安排下生物多样性、碳动态和水安全之间的耦合权衡，减少部门特定生态承载指数中的情景和参数不确定性。深化这一系统理解对于设计平衡生态可持续性与人类发展的政策至关重要。总体而言，实现生态可持续性与人类发展的平衡需要全球合作，结合先进技术手段和公平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地球系统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