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研究将大鼠在孕期内接触草甘膦与肿瘤形成联系起来

《Oncology Times》：New Study Links Prenatal Glyphosate Exposure to Tumors in Rats

长期动物研究显示孕期接触草甘膦及其制剂可显著增加罕见及早期肿瘤发生率，挑战现有安全标准，强调发育暴露的重要性。

　　这项长期动物研究的发现引发了关于草甘膦及其商业制剂对健康潜在影响的广泛关注。研究由意大利的Ramazzini研究所主导，并作为全球草甘膦研究（GGS）的一部分进行，其目的是评估草甘膦在不同暴露阶段对生物体的致癌风险。研究结果表明，草甘膦在妊娠期开始暴露时，可能对哺乳动物产生显著的致癌效应，特别是在某些罕见肿瘤类型上。这一发现不仅挑战了现有的安全标准，还对未来的监管政策和公共卫生策略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

草甘膦是一种广泛用于农业和园艺的除草剂，其安全性长期以来受到争议。尽管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曾将其列为可能对人类致癌的物质，但欧盟和其他一些监管机构则认为其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是安全的。这项新研究通过长期实验，提供了一种更全面的视角，揭示了草甘膦在早期暴露阶段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

研究采用的是Sprague-Dawley（SD）大鼠作为实验对象，这是在毒理学研究中常用的动物模型。研究人员在妊娠期第6天开始对大鼠进行草甘膦暴露，这一时间点被认为对应于人类胎儿发育的早期阶段。实验设计的关键在于，它不仅关注草甘膦本身，还涵盖了其商业制剂，如Roundup Bioflow和RangerPro，这两种制剂分别在欧盟和美国广泛使用。研究结果显示，草甘膦单独使用或与商业制剂结合时，均导致了多种恶性和良性肿瘤的显著增加，这些肿瘤类型在未暴露的大鼠中极为罕见。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草甘膦暴露与早发性白血病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近40%的白血病相关死亡发生在大鼠出生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这在大鼠的发育过程中相当于人类的35至40岁。这一发现尤其值得关注，因为白血病通常被认为是与长期暴露相关的疾病，而早发性病例则可能提示草甘膦具有更强的致癌潜力。此外，研究团队指出，在历史对照组中，超过1600只未暴露的大鼠在第一年内均未出现白血病病例，这进一步支持了草甘膦暴露与白血病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使用的草甘膦剂量与欧盟现行的安全标准相符。欧盟规定草甘膦的每日可接受摄入量（ADI）为0.5毫克/千克体重，这一数值是基于动物研究中观察到的无不良反应效应水平（NOAEL）经过安全系数调整后得出的。然而，这项研究发现，即使在这一剂量水平下，草甘膦仍然能够引发显著的肿瘤发生率。这一结果引发了对现有安全标准是否足够保护人类健康的质疑，尤其是在长期暴露和发育期影响方面。

除了白血病，研究还发现草甘膦暴露与多种其他肿瘤类型相关，包括皮肤、肝脏、甲状腺和神经系统肿瘤。这些肿瘤的增加不仅显示出草甘膦的广泛致癌性，还暗示了其可能对多个器官系统产生影响。同时，研究团队还观察到一些仅在草甘膦商业制剂组中出现的肿瘤，如肾上腺、尿道和胰腺肿瘤。这表明，除了草甘膦本身，其制剂中的其他成分（即共溶剂或添加剂）可能也对致癌过程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研究不仅关注草甘膦的直接致癌作用，还揭示了其制剂可能带来的额外健康风险。

研究设计中的一个关键点是暴露时间的设置。与传统的后生暴露模型不同，这项研究从妊娠期开始就引入草甘膦，这种设计能够更准确地模拟人类在胎儿期可能接触该物质的情境。研究负责人丹尼埃莱·曼多里奥利（Daniele Mandrioli）指出，早期暴露通常会对生物体产生更严重的健康影响，因此在评估化学物质的致癌风险时，采用这种模型尤为重要。他进一步强调，这种研究方法在毒理学领域内逐渐被认可，因为它能够更早地检测到某些疾病的发生，而不仅仅是依赖于长期暴露后的结果。

此外，研究还发现草甘膦暴露与骨肿瘤的发生率显著增加相关。这一结果不仅扩展了对草甘膦毒理学作用的认识，还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草甘膦可能通过影响骨骼组织的代谢或修复机制，导致骨肿瘤的发生。这一发现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草甘膦在体内可能具有较长的半衰期，并且容易在骨骼中积累。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草甘膦对骨骼系统的具体影响，以及其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代谢和分布特征。

研究团队还提到，草甘膦暴露可能通过干扰内分泌系统，对多个器官产生影响。例如，男性乳腺、肾上腺、卵巢和甲状腺等内分泌相关器官均出现了肿瘤发生率的显著上升。虽然这项研究并未深入探讨具体的分子机制，但已有文献表明，草甘膦可能具有内分泌干扰的潜力。这一可能性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向，即需要进一步明确草甘膦如何影响激素信号通路，以及其在不同组织中的作用机制。

从监管角度来看，这项研究对当前的评估模型提出了挑战。现有的安全标准通常是基于短期动物实验的结果，而草甘膦的致癌效应可能在长期暴露后才显现。因此，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的评估方法可能未能充分考虑到草甘膦在人体内的长期累积效应和发育期暴露的影响。曼多里奥利指出，监管机构通常会使用不确定性因子（UF）来调整动物实验数据，以估算对人类的安全剂量。然而，这项研究显示，即使在较低剂量下，草甘膦仍然可能引发显著的健康风险，这意味着现有的不确定性因子可能不足以提供充分的保护。

这一研究的发表也引发了科学界和公众对草甘膦安全性的进一步讨论。虽然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表明草甘膦会对人类健康造成直接危害，但研究结果表明，其在特定暴露条件下可能具有致癌潜力。此外，研究还强调了早期暴露对健康风险的重要性，这一发现可能对未来的公共卫生政策产生深远影响。例如，监管机构可能需要重新评估草甘膦的使用条件，特别是在农业和食品生产中的应用，以确保其对人类和环境的长期安全性。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为草甘膦的健康风险提供了新的证据，并强调了早期暴露在评估致癌效应中的关键作用。研究结果不仅挑战了现有的安全标准，还为未来的毒理学研究和监管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在面对环境污染物时，必须更加谨慎地考虑其潜在的长期影响，尤其是在发育期这一关键阶段。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草甘膦的分子机制，以及其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健康风险，以期为人类健康提供更全面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