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技术创新与旅游业发展对中国生态足迹的量化影响研究——基于QARDL模型的实证分析

《Carbon Balance and Management》：The race against carbon footprint: how China’s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financial policies shape its ecological future

本研究针对中国生态可持续性面临的挑战，探讨了绿色技术创新(GTI)、旅游业发展(TD)、金融发展(FD)和经济增长对生态足迹(EF)的非对称影响。通过采用分位数自回归分布滞后(QARDL)方法，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在高分位数(如95th)显著降低生态足迹(β=-0.096)，而旅游业发展加剧环境压力(系数从-0.428到-0.262)。金融发展在中分位数促进可持续性，经济扩张则恶化生态平衡。研究揭示了变量间的空间依赖性和非线性关系，为制定差异化省级政策提供了量化依据，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背景下，中国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其生态转型路径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尽管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快速工业化、旅游业扩张和金融体系发展带来的生态压力仍持续加剧。传统研究多采用线性模型分析环境影响因素，难以捕捉不同生态压力水平下的异质性效应，这成为制定精准环境政策的瓶颈。

为突破这一局限，任新宇团队在《Carbon Balance and Management》发表了开创性研究，首次将分位数自回归分布滞后(QARDL)模型应用于中国生态足迹(EF)分析。该研究突破传统均值回归的局限，揭示了绿色技术创新(GTI)、旅游业发展(TD)、金融发展(FD)和经济增长在不同分位数下对生态足迹的非对称影响。通过1995-202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生态足迹与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明显的分布异质性：在高生态压力区间(如95^th分位数)，绿色技术创新的减排效应尤为显著(β=-0.096)，而旅游业发展则呈现持续负向影响(系数区间-0.428至-0.262)。这一发现颠覆了传统认知，表明环境政策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地区的生态压力水平。

研究方法上，作者团队整合了多源数据：生态足迹数据来自全球足迹网络(GFPN)，经济指标取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核心分析采用QARDL模型捕捉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辅以莫兰指数(Moran's I)检验空间依赖性，并通过瓦尔德检验(Wald test)验证参数稳定性。技术路线涵盖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分位数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确保结论的稳健性。

研究结果呈现四大核心发现：

1. 1.
   绿色技术创新的生态改善效应呈现分位数依赖性，在高生态压力区域作用尤为突出
2. 2.
   旅游业发展存在"双刃剑"特性，需通过生态旅游转型化解环境压力
3. 3.
   金融发展在中分位数区间显现可持续性促进功能，但需防范"洗绿"风险
4. 4.
   经济增长与生态足迹的正相关关系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在中国特定阶段的适用性

空间分析显示，旅游业和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空间聚类(Moran's I最高达0.90)，而绿色技术创新空间分布较分散，提示技术扩散存在区域壁垒。这一发现为跨区域协同治理提供了重要依据。

讨论部分深入剖析了机制成因：绿色技术通过能源替代和效率提升实现生态减压，但其效果受制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成熟度；旅游业的环境冲击主要来自交通碳排放和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体系则通过资源配置方向决定生态影响性质。研究创新性地提出"分位数差异化政策"框架，主张根据各省生态压力水平定制环境规制强度。

该研究的政策价值体现在三个维度：技术层面建议设立绿色专利快速通道，产业层面倡导旅游业碳足迹核算体系，金融层面强调绿色信贷定向投放。这些结论不仅为中国实现2060碳中和目标提供了路线图，更为发展中国家平衡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分析范式。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的非线性关系挑战了传统环境政策的"一刀切"思路，标志着环境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精准化、地域化转变的重要突破。

后续研究可沿三个方向拓展：引入微观企业级数据验证技术扩散机制，构建环境-经济-社会三维评价体系，以及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较研究。该论文的量化分析方法论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其政策启示对正处于绿色转型关键期的中国具有重大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