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环境行为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环境认同与气候焦虑的中介作用

《BMC Psychology》：Does behaving green influence how we feel?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为解决气候变化背景下亲环境行为(PEB)与主观幸福感(SWB)关系不明的问题，Pinho在《BMC Psychology》发表研究，基于葡萄牙全国代表性样本(n=3300)发现：环境认同、气候变化感知和直接气候体验正向预测节能、绿色出行和可持续饮食行为；气候焦虑在PEB与情感幸福感(正负情感)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研究表明可持续生活方式可同步提升个人幸福感与生态效益。

　　

随着气候危机成为当今时代最紧迫的挑战，社会各界亟需采取有效措施来减缓和适应其影响。其中，促进公众采取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PEB）——即个体为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有意识行动，如节能、绿色出行和减少肉类消费等——已成为关键策略之一。然而，在公众舆论和媒体描述中，亲环境行为常被塑造成需要个人牺牲便利性或幸福感的行为。科学界关于亲环境行为与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些研究发现二者正相关，有些则发现负相关或无关。这种复杂性凸显了深入探究社会心理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亲环境行为和主观幸福感的必要性。

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Mariana Pinho在《BMC Psychology》上发表了题为“Does behaving green influence how we feel?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旨在利用葡萄牙全国代表性样本，揭示环境认同（Environmental Identity）、气候变化感知（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s）、直接气候体验（Direct Experience of Climate Change）以及气候焦虑（Climate Change Anxiety）等关键社会心理变量与不同类型亲环境行为（节能、交通、饮食）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亲环境行为如何通过气候焦虑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不同维度（生活满意度、正向情感、负向情感）。

为开展此项研究，作者采用了横断面调查设计。数据来源于葡萄牙全国代表性样本，共包含3300名成年人，由Qdata调研公司通过在线问卷收集，样本经过加权处理以确保对葡萄牙总体的代表性。研究主要采用了以下关键方法与测量工具：使用Clayton和Karazsia (2020)开发的13项气候焦虑量表评估个体的气候相关情绪困扰；采用Clayton等人(2021)的14项环境认同量表测量个体与自然的联结感；运用Van Valkengoed等人(2021)的量表评估参与者对气候变化现实性、人为原因及后果严重性的感知；通过改编自Markle (2013)的量表评估三类核心亲环境行为——节能行为（如减少供暖、照明）、可持续交通行为（如拼车、公共交通）和可持续饮食行为（如减少肉类消费）；采用正负情感量表（PANAS）和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评估主观幸福感。数据分析主要采用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以及基于Bootstrap法的中介效应检验（使用PROCESS宏程序Model 4）来检验假设。

研究结果

社会人口学特征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

分析显示，年龄与亲环境行为模式存在显著关联：年轻人更频繁地采用可持续交通方式（r = -.12, p < .001），而年长者则表现出更多的节能行为（r = .16, p < .001）和饮食调整行为（r = .09, p < .001）。家庭收入和政治意识形态也与行为相关，较低收入和左翼意识形态的个体更倾向于绿色出行（r = -.06, p = .001; r = -.06, p < .001）和可持续饮食（r = -.04, p = .018; r = -.08, p < .001）。回归分析进一步确认年龄是节能行为的显著预测因子（β = 0.13, p < .001）。

社会心理特征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

假设H1a, H1b, H1c得到支持。环境认同与所有三类亲环境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节能: r = .37; 交通: r = .21; 饮食: r = .26, 所有p < .001）。气候变化感知同样与三类行为正相关（节能: r = .25; 交通: r = .12; 饮食: r = .18, 所有p < .001）。直接气候体验也与交通（r = .25, p < .001）和饮食行为（r = .18, p < .001）正相关，但与节能行为的相关性较弱（r = .09, p < .001）。多元回归分析表明，环境认同（β = 0.37, p < .001）和气候变化感知（β = 0.15, p < .001）是节能行为的显著预测因子。

气候焦虑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

假设H2得到完全支持。气候焦虑与三类亲环境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节能: r = .07, p < .001; 交通: r = .23, p < .001; 饮食: r = .21, p < .001），表明气候焦虑程度越高，个体越倾向于采取环保行动。

亲环境行为、气候焦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假设H3和H4部分得到支持。中介分析显示，节能、交通和饮食行为通过气候焦虑对正向情感产生显著的间接正向效应（Bootstrap 95% CI均不包含0）。同样，交通和饮食行为通过气候焦虑对负向情感也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Bootstrap 95% CI均不包含0）。然而，亲环境行为通过气候焦虑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中介路径不显著。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大样本全国性调查，深入揭示了社会心理因素在驱动亲环境行为和影响主观幸福感中的复杂作用。主要结论包括：首先，环境认同和气候变化感知是亲环境行为（尤其是节能行为）的强大预测因子，这为环境认同理论和价值-信念-规范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强调了内在价值观和认知在促进行为改变中的核心地位。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直接气候体验能预测交通和饮食行为，却对节能行为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后者更受家庭习惯、基础设施或经济因素影响，提示需要针对性的干预策略，如提供清晰的节能反馈和经济激励。

其次，研究证实了气候焦虑的双重角色。它不仅是一种情绪困扰，更能激发积极的环保行动，扮演了适应性动机的角色。这一发现挑战了将气候焦虑单纯视为负面情绪的观点，指出其潜在的建设性功能。

最关键的是，研究阐明了亲环境行为提升幸福感的内在机制。中介分析表明，亲环境行为通过引发气候焦虑，进而增加正向情感并减少负向情感。这意味着采取环保行动本身可以作为一种应对机制，帮助个体缓解面对气候危机时的无助感，从而提升情感层面的幸福感。这一发现有力驳斥了“环保必然牺牲幸福感”的公众叙事，为推广可持续生活方式提供了强有力的心理学依据。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偏差，部分行为量表的信度（Cronbach's α在0.53-0.69之间）有待提高。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或实验设计，并结合客观行为测量来进一步验证。

总之，Pinho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上，它深化了我们对身份认同、价值观、情绪和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实践上，它为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关键启示：通过培养环境认同、提升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并承认和引导气候焦虑的动机潜力，可以设计出更有效的干预措施，推动全社会向可持续未来转型。研究最终表明，亲环境行为并非个人福祉的代价，而是通往生态健康与个人幸福协同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