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功能通过手机依赖焦虑影响资优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机制研究

《BMC Psychology》：The mediating role of nomophobia in the effect of executive function on problem-solving skills in gifted students

本研究针对资优学生群体，探讨了执行功能(EF)通过手机依赖焦虑(Nomophobia)影响问题解决能力的中介机制。研究人员对284名土耳其资优中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执行功能与问题解决能力呈正相关，而手机依赖焦虑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为理解数字时代资优学生的认知发展提供了新视角，对教育干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智能手机已成为青少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这种便利也带来了新的心理挑战——手机依赖焦虑(Nomophobia)，即当无法使用手机时产生的焦虑或不适感。这一现象在认知能力突出的资优学生群体中尤为值得关注，因为他们往往更早、更频繁地接触数字技术，既受益于其学习优势，又面临依赖风险。

资优学生通常表现出卓越的认知能力，包括高级言语和数学推理、精准的时间感知、强大的记忆力和持续的注意力。这些认知优势延伸到独特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 EF)。执行功能作为一系列自我调节的认知过程，包括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等核心成分，对复杂的问题解决过程至关重要。

然而，资优学生广泛使用技术进行教育和娱乐可能使他们更容易受到网络和游戏成瘾的影响，进而影响社交、情感和学业健康。在社交媒体或游戏上花费过多屏幕时间可能会干扰面对面的社交互动和情绪调节。其中，手机依赖焦虑作为一个新兴问题，与焦虑增加、依恋问题和孤独感有关，并且可能破坏认知功能：手机依赖焦虑（甚至仅仅是智能手机的存在）会减少注意力持续时间，减慢处理速度，削弱工作记忆和推理能力。

土耳其加齐奥斯曼帕萨大学教育学院的Muhammet Davut Gül和哈兰大学的Zekai Ayik在《BMC Psychology》上发表的研究，首次探讨了手机依赖焦虑在执行功能影响问题解决能力中的中介作用。这一研究不仅揭示了数字依赖对资优学生认知过程的潜在影响，还为设计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了实证依据。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通过随机抽样方法在土耳其科学艺术中心(Science and Art Centers, SACs)招募了284名11-15岁的资优中学生。研究使用执行功能量表(Executive Function Scale)、反思性问题解决量表(Reflective Problem-Solving Scale)和手机依赖焦虑量表(Nomophobia Scale)收集数据。通过SPSS软件进行中介分析，并采用Process Macro(Model 4)和Bootstrap法(N=5000)验证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研究结果显示，执行功能与问题解决能力呈显著正相关，支持了假设H1。具体而言，执行功能的各个成分（刺激控制、冲动调节、工作记忆存储等）与问题解决能力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同时，执行功能与手机依赖焦虑也呈现复杂关系：抑制控制和工作记忆存储成分与手机依赖焦虑正相关，而记忆检索、行为调节和社交技能则与手机依赖焦虑负相关，验证了假设H2。

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手机依赖焦虑与问题解决能力呈显著负相关（假设H3），且在执行功能与问题解决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4）。中介效应分析显示，手机依赖焦虑的中介路径解释了问题解决能力变异的26%-44%，表明其在资优学生认知发展中的重要影响。

刺激控制（抑制控制）与问题解决的关系

研究发现刺激控制通过手机依赖焦虑影响问题解决能力的中介效应显著(β=-0.07)。刺激控制对手机依赖焦虑的直接效应为β=0.24，而手机依赖焦虑对问题解决的影响为β=-0.27。这一路径共同解释了问题解决能力26%的变异(R2_med=0.26)。

冲动调节（抑制控制）与问题解决的关系

冲动调节通过手机依赖焦虑影响问题解决的中介效应值为β=-0.05。冲动调节对手机依赖焦虑的直接效应为β=0.16，手机依赖焦虑对问题解决的影响为β=-0.34。该中介路径解释了问题解决能力30%的变异(R2_med=0.30)。

工作记忆存储与问题解决的关系

工作记忆存储通过手机依赖焦虑影响问题解决的中介效应为β=-0.06。存储功能对手机依赖焦虑的直接效应为β=0.17，手机依赖焦虑对问题解决的影响为β=-0.38。这一路径解释了问题解决能力37%的变异(R2_med=0.37)。

记忆检索与问题解决的关系

记忆检索通过手机依赖焦虑影响问题解决的中介效应值为β=-0.06。检索功能对手机依赖焦虑的直接效应为β=0.15，手机依赖焦虑对问题解决的影响为β=-0.37。该中介路径解释了问题解决能力42%的变异(R2_med=0.42)。

行为调节（认知灵活性）与问题解决的关系

行为调节通过手机依赖焦虑影响问题解决的中介效应为β=-0.07。行为调节对手机依赖焦虑的直接效应为β=0.19，手机依赖焦虑对问题解决的影响为β=-0.37。这一路径解释了问题解决能力37%的变异(R2_med=0.37)。

社交技能（认知灵活性）与问题解决的关系

社交技能通过手机依赖焦虑影响问题解决的中介效应值为β=-0.06。社交技能对手机依赖焦虑的直接效应为β=0.14，手机依赖焦虑对问题解决的影响为β=-0.39。该中介路径解释了问题解决能力44%的变异(R2_med=0.44)。

研究结论与讨论部分强调，手机依赖焦虑作为数字时代的心理现象，对资优学生的认知功能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基于Baddeley的多成分工作记忆模型，研究人员提出理论框架解释这一现象：手机依赖焦虑通过消耗中央执行资源、增加认知负荷，干扰了工作记忆各子系统（语音回路、视空间模板、情景缓冲器）的协调运作，从而削弱了问题解决所需的认知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资优学生的执行功能发展存在不平衡性，他们可能在某些成分（如工作记忆）表现优异，而在其他成分（如抑制控制）相对薄弱。这种异步发展模式使他们更容易受到手机依赖焦虑的负面影响。当资优学生的工作记忆高度投入时，手机依赖焦虑引发的焦虑感会不成比例地消耗中央执行资源，而依赖智能手机作为外部记忆辅助工具会加剧这种效应。

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为教育干预提供了明确方向。首先，教育项目应纳入记忆排序和任务转换练习来增强执行功能。其次，通过正念练习（如冥想）可以减轻手机依赖倾向，降低焦虑并改善情绪调节。此外，鼓励结构化手机使用、整合社交情感学习项目，以及制定机构政策规范智能手机使用，都可以有效遏制手机依赖行为。

该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样本局限于资优学生群体可能限制结果的普适性。未来研究需要采用纵向设计，比较资优、非资优及其他特殊教育群体，并考察网络成瘾、社交媒体使用和游戏成瘾等其他数字依赖形式的中介作用。

总之，这项研究首次揭示了手机依赖焦虑在资优学生执行功能与问题解决能力之间的中介机制，为理解数字技术对认知发展的复杂影响提供了重要见解。研究结果强调，在数字时代的教育实践中，需要平衡技术整合与认知发展，通过针对性干预措施帮助资优学生充分发挥其认知潜力，同时防范数字技术依赖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