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杀史的个体在压力下进行风险决策：情绪调节策略及可能的药物相互作用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Risky decision-making under stress in individuals with suicidal history: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a potential pharmacological interaction

本研究比较了临床组（有自杀史）与对照组在压力和非压力条件下的风险决策模式，发现急性压力会显著增加风险行为，且在临床组中，高表达抑制会放大压力效应，而抗精神病药物可缓冲压力引起的风险决策增强。研究揭示了压力、情绪调节策略与药物干预对自杀相关风险决策的动态作用机制。

　　这项研究探讨了急性压力对具有自杀史的临床群体与健康对照组在风险决策行为上的影响，同时分析了情绪调节策略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在特定条件下，个体的风险决策模式会受到压力和情绪调节方式的显著影响，尤其在具有自杀史的人群中，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更为复杂。

首先，研究背景指出，自杀行为与风险决策密切相关，但目前对于急性压力和情绪调节策略如何影响这一行为的机制尚不明确。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关注自杀行为的决策模式，但多数研究基于静息状态下的测量，未能充分考虑压力情境对行为的影响。此外，研究结果在是否显示出风险决策差异方面存在分歧，这提示需要更深入地理解影响风险决策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在不同个体之间产生差异。

研究采用了2×2被试间设计，将122名参与者分为临床组和对照组，分别接受压力诱导（通过特里尔社会压力测试TSST）或非压力条件。风险决策行为通过“气球模拟风险任务”（BART）进行评估，这是一种常用的心理实验方法，用于测量个体在面对潜在收益与风险时的决策倾向。研究还通过“情绪调节问卷”（ERQ）评估参与者的情绪调节策略，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方式。认知重评指的是通过改变对情绪事件的解释来调节情绪，而表达抑制则是通过抑制情绪的外在表现来控制情绪反应。这两种策略对情绪体验和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各不相同，因此在研究中被特别关注。

研究结果表明，急性压力会显著增加风险决策行为，特别是在对照组在压力条件下的表现与临床组在非压力条件下的表现之间，这种差异尤为明显。例如，在未发生爆炸的试次中，压力组的泵压次数比非压力组高，这说明在压力情境下，个体更倾向于采取高风险的行为。这一发现与一些已有研究一致，即压力可能促使个体做出更具冒险性的决策，可能是由于压力导致的注意力分散、情绪波动以及对潜在风险的评估能力下降。

进一步分析显示，情绪调节策略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表达抑制水平的个体在压力条件下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决策倾向，尤其是在临床组中，这种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表达抑制作为一种情绪调节策略，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加剧压力对风险决策的影响。相比之下，认知重评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压力对风险决策的负面影响。这一结果提示，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可能会影响个体在压力情境下的行为表现，而这种影响在具有自杀史的个体中尤为突出。

研究还发现，在临床组中，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显著缓冲了压力对风险决策的负面影响。例如，在压力条件下的未爆炸试次中，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决策水平，这表明药物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从而减少了压力带来的风险行为。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提示在某些情况下，药物干预可能对降低自杀风险具有积极作用。

此外，研究还观察到临床组在压力条件下的反应时间较短，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在面对压力时更快地做出决策，而这种快速决策可能伴随着更高的风险倾向。对照组则表现出较为稳定的决策模式，无论是否处于压力条件下，其风险决策行为的差异并不显著。这一结果提示，临床组可能在压力情境下更容易出现冲动行为，这与他们既往的自杀经历可能有关联。

从机制角度来看，急性压力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风险决策行为。一方面，压力可能激活个体的边缘系统，导致情绪调节能力下降，从而促使个体采取更具冒险性的行为。另一方面，压力可能干扰个体的前额叶皮层功能，这一区域通常负责风险评估和决策制定。因此，压力可能降低个体对风险的敏感度，使其更倾向于追求即时收益而忽视潜在后果。这种现象在具有自杀史的个体中尤为明显，可能与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受损有关。

研究还强调了情绪调节策略在压力情境下的动态交互作用。例如，表达抑制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加剧压力对风险决策的影响，而认知重评可能有助于缓解这种影响。这一发现表明，情绪调节策略并非简单的“好”或“坏”，而是在不同情境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针对不同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进行干预，可能有助于降低压力带来的风险行为。

研究的结论指出，急性压力通过复杂的情绪调节机制和药物干预影响风险决策行为。对于具有自杀史的个体而言，压力的影响不仅更早显现，还可能被表达抑制策略放大，同时被抗精神病药物缓解。这一结果为理解自杀行为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开发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了依据。例如，针对那些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的个体，可以考虑提供情绪调节训练，以增强其应对压力的能力，从而减少风险决策行为的发生。同时，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对降低自杀风险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具体效果仍需进一步研究。

此外，研究还提到，尽管临床组和对照组在年龄、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性别、居住地、教育水平、家庭经济状况和婚姻状况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研究结果可能更准确地反映了压力和情绪调节策略对风险决策的影响，而非其他人口学变量的干扰。然而，研究仍需考虑其他可能影响风险决策的因素，例如社会支持、个性特征等，以进一步完善对自杀行为的解释。

在方法上，研究结合了心理测量和生理指标，以验证压力诱导的有效性。例如，使用“短期状态焦虑量表”（SSAI）和“心率”作为压力反应的指标，这有助于全面评估个体在压力条件下的心理和生理状态。研究还通过“心率变异性”（HRV）等指标，进一步探讨了压力对自主神经系统的影响，从而为理解压力如何影响情绪和行为提供了生理层面的支持。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量较小，且主要来自中国广东省的三级医院，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此外，研究仅探讨了短期压力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未能深入分析长期压力或不同压力类型的潜在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来源，增加不同压力条件的实验设计，并结合更多的生理和心理指标，以更全面地理解压力与风险决策之间的关系。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为理解急性压力在自杀行为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并强调了情绪调节策略和药物干预在风险决策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揭示自杀行为的形成机制，还为制定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探索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从而为降低自杀风险和改善心理健康提供更加精准的干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