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S检测、医疗可及性与不良效应：国际使用者的关联性研究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 Health》：Associations between anabolic-androgenic steroid testing, healthcare access and undesirable effects among international consumers

本研究针对合成代谢-雄激素类固醇（AAS）使用者面临的黑市产品污染、医疗获取困难等关键问题，探讨了AAS纯度检测行为与医疗可及性对自我报告不良效应的影响。通过对854名国际AAS使用者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既不检测AAS又难以获得医疗服务的群体报告的不良效应频率显著更高。研究结果揭示了结构性障碍与健康风险的关联性，为制定针对AAS使用者的减害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健身圈和竞技体育领域，合成代谢-雄激素类固醇（AAS）的使用早已不是新鲜话题。随着全球AAS使用率的持续上升（全球人口中高达3.3%），这一现象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然而，与使用率同步增长的是AAS相关的健康风险——从心血管并发症、肝损伤到情绪障碍和生育问题，这些不良效应正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使用者。

更令人担忧的是，AAS使用者往往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黑市流通的AAS产品普遍存在掺假、剂量不准确等问题，据社区主导的检测数据显示，瑞士和澳大利亚分别有13-22%和19.6%的样本含有意外化合物；另一方面，污名化、专业医疗知识缺乏等系统性障碍使得许多使用者难以获得适当的医疗服务。这种“产品不确定性”与“医疗可及性差”的双重挑战，使得AAS使用者的健康风险进一步加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Etienne Grobler领衔的研究团队开展了这项国际性研究，旨在揭示AAS检测行为、医疗可及性与不良效应之间的复杂关系。该研究近期发表在《Performance Enhancement》期刊上，为理解AAS使用者的健康需求提供了新的证据。

研究方法上，团队利用了2024年全球药物调查（GDS2024）的数据，这是一项基于网络的自报告调查，专门收集药物使用模式和相关健康结果。研究筛选出854名过去一年内使用过AAS的受访者（95.6%为男性），通过卡方检验等统计方法，分析了四个关键群体在不良效应报告频率上的差异。这四个群体根据是否进行AAS检测和是否遇到医疗可及性困难组合而成，为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对比视角。

3.1. 样本特征分析

研究样本涵盖了16-73岁的AAS使用者，其中31.4%的受访者报告曾对其使用的AAS进行检测。不同国家在检测方法的使用上存在明显差异：英国有18.5%的受访者使用专业实验室或药物检测服务，澳大利亚则有27.4%使用家庭检测试剂盒。相比之下，南非等 harm reduction 服务不够完善的国家，检测参与率较低（6.7%）。年龄分布显示，参与检测的群体相对年轻（平均30.33岁），而不检测且无医疗获取困难的群体年龄最大（平均32.37岁）。

3.2. AAS检测、医疗可及性与不良效应的关联

研究结果揭示了明显的模式：既不检测AAS又面临医疗获取困难的群体（n=196）在多数不良效应上的报告率最高。这一群体在性功能下降（26.5%）、生育能力下降（35.7%）、性器官负面影响（21.9%）等生理效应，以及愤怒/攻击性（20.4%）、抑郁/情绪低落（27%）等心理效应上的报告率显著高于其他群体。

相比之下，进行AAS检测且无医疗获取困难的群体报告的不良效应频率普遍最低。统计检验显示，性功能下降（χ2(3)=10.19，p=0.017）、生育能力下降（χ2(3)=11.54，p=0.009）和愤怒/攻击性（χ2(3)=13.27，p=0.004）等效应在组间差异达到了统计学显著性。

3.3. 比值比分析

比值比（OR）分析进一步量化了这些关联。与不检测AAS但面临医疗获取困难的群体相比，进行AAS检测且无医疗获取困难的群体报告性功能下降的比值比为2.35（95% CI [1.28, 4.33]），报告生育能力下降的比值比为1.79（95% CI [1.03, 3.13]）。这些数据表明，同时具备AAS检测能力和医疗可及性的使用者，其遭遇特定健康风险的可能性显著降低。

研究的讨论部分深入剖析了这些发现的意义。医疗可及性差与不良效应增加之间的关联，反映了AAS使用者面临的系统性障碍——污名化、专业知识和针对性服务的缺乏，都阻碍了他们获得必要的医疗支持。特别是心血管问题等潜在的无症状风险，在没有定期医疗监测的情况下更容易发展为严重后果。

同时，AAS检测作为减害策略的价值也得到了验证。通过检测产品纯度和成分，使用者可以避免掺假物质和不当剂量带来的风险，这直接关系到肝毒性、激素紊乱等健康问题的发生频率。研究发现，将检测行为与医疗服务结合的效果最为明显，这提示了综合干预策略的重要性。

然而，研究者也指出，这些关联可能还受到消费者类型学的影响。先前研究将AAS使用者分为“专家型”、“YOLO型”（高风险冲动型）、“运动员型”和“健康型”等类别，不同类别在使用模式、风险意识和减害行为上存在差异。例如，谨慎的“专家型”使用者可能更倾向于参与检测，而冲动性的“YOLO型”使用者可能同时回避检测和医疗服务。这种个体差异提示我们需要更加精细化的干预策略。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偏倚、样本以白人男性为主限制推广性等。特别是性别特异性分析的缺失（女性及性别多元化参与者仅38人），使得研究难以捕捉不同性别群体的独特体验和需求。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揭示了AAS检测和医疗可及性在减轻健康风险中的协同作用。研究结果强调，需要建立更加包容、无污名的医疗服务体系，同时扩大AAS检测服务的可及性。特别是在当前AAS使用日益普遍但监管和服务跟不上的背景下，这种综合性的减害 approach 显得尤为紧迫。未来的研究应该着眼于纵向设计、机制探索和更加多样化的样本，为AAS使用者的健康提供更加全面的支持。

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了问题，更在于指明了解决方向：通过结合产品检测、医疗服务改善和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我们完全可以为AAS使用者构建更加安全的使用环境，最终实现减少相关健康损害的公共健康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