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女性医生与堕胎陪伴者的协同合作：改善安全堕胎服务获取的新路径

本研究聚焦墨西哥安全堕胎服务获取的挑战，探讨支持选择权的女医生与提供药物流产陪伴的 feminist activists（acompaniantes）之间的协同合作潜力。通过在三州开展质性工作坊，研究发现双方存在构建联盟的共同意愿，但权力不对称和认知差异仍是主要障碍。研究为促进跨领域合作、提升堕胎服务质量提供了重要实践启示。

　　

在墨西哥，尽管近年来通过最高法院裁决实现了堕胎的非罪化，但安全堕胎服务的可及性仍然面临严峻挑战。目前，墨西哥32个州中已有22个州将妊娠早期堕胎合法化，并且自2021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安全堕胎服务（Safe Abortion Services）。然而，由于服务供给的不均衡和资源限制，许多人仍难以获得及时、高质量的堕胎护理。与此同时，私人堕胎服务虽然存在，但费用高昂，对大多数人群而言并不可及，且其安全性也无法保证。

在这一背景下，两类关键行动者各自为改善堕胎服务可及性做出了重要贡献：一类是支持选择权的女性医生（pro-choice female physicians），她们在医疗机构内部提供专业的堕胎医疗服务；另一类是堕胎陪伴者（acompaniantes），她们是女性主义活动家，为选择药物流产（medication abortion, MA）的人提供信息、情感支持和全程陪伴。陪伴者们在高度污名化和刑事化的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发展出以人为中心的整体陪伴模式，这种模式对临床服务在可及性和护理质量方面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在妊娠12周内使用米非司酮（mifepristone）和米索前列醇（misoprostol）或单独使用米索前列醇进行药物流产，并认可其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医生与陪伴者这两大“世界”的代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历史上，医生常被视为堕胎服务的“守门人”，其操作受国家和制度规范约束；而陪伴者则代表了一种强调自主、去医疗化（demedicalization）和政治行动的力量。两者在知识体系、工作方式和权力地位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既可能成为合作的障碍，也可能孕育协同增效（synergy）的机遇。

那么，一个核心问题随之浮现：在墨西哥多样化的法律和社会文化背景下，支持选择权的女医生与堕胎陪伴者之间是否存在协同合作的可能？这种合作能否超越简单的转诊关系，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协同效应，从而为需要堕胎服务的人们提供更安全、更优质、更人性化的护理？为了探索这一问题，由Suzanne Veldhuis领衔的研究团队在《Reproductive Health》期刊上发表了题为“‘How nice would it be!': synergies between pro-choice female physicians and abortion acompaniantes in Mexico”的研究论文。

本研究基于女性主义认识论（feminist epistemology），旨在通过创造对话空间，探索两类行动者之间协同合作的理念与可行性。协同合作（synergistic collaboration）被定义为结合不同优势、视角和技能，以提升联盟效能和影响力的合作特征。研究团队在墨西哥三个具有不同法律和社会背景的州——恰帕斯（Chiapas）、下加利福尼亚州（Baja California, BC）和墨西哥城（Mexico City）——举办了三次工作坊，共有12名医生和13名陪伴者参与。工作坊采用了包括社会戏剧（sociodrama）和小组讨论在内的参与式方法，旨在促进共情、反思双方互动、合作及协同潜力。数据分析采用了既有的伙伴协同框架（partnership synergy framework）并结合扎根理论进行归纳编码，重点关注“思维”、“行动”、“与更广泛社区的关系”三个协同维度，以及合作的条件和工作坊参与效果。

关键方法概述

本研究为质性研究，数据来源于在墨西哥三地（恰帕斯州、下加州、墨西哥城）举办的三个工作坊，共有25名参与者（12名医生，13名陪伴者）。工作坊核心活动包括参与者介绍、社会戏剧（参与者互换角色体验对方日常工作）以及共创理想合作场景的乌托邦情景剧和最终反思讨论。数据分析采用协同合作框架进行主题分析。

研究结果

协同合作

思维层面

参与者普遍表现出交换知识的兴趣，认为这能增强各方力量。陪伴者认可医学知识的价值，并视两种知识为平等且必要。然而，医生虽然认可整体陪伴模式的价值，但倾向于将其视为补充而非平等重要的知识体系，部分医生甚至提出对陪伴者进行“培训”，这反映了垂直的知识传递观，而非水平的协同创造。双方设想的合作多停留在信息交流和案例讨论，尚未能构想出能产生全新、全面、变革性思想的深度协同。

行动层面

• •
  新模式：所有参与者都认识到相互转诊的重要性，这能增加堕胎者的选择权和安全感。在共创的乌托邦场景中，合作被设想为提供个性化、全面的护理，例如由医疗服务启动流程后转介给陪伴者进行后续陪伴，或在需要时由陪伴者转介至医生进行检查。这种合作能结合医疗专业性和人性化陪伴，提升护理质量和堕胎者的安全感，并降低因接触不友好医疗服务而导致的刑事化风险或虐待风险。合作也被视为能突破双方各自行动的限制（如医疗资源不足或陪伴者知识边界）。
• •
  相互关怀：研究中最清晰的协同表达是参与者对相互关怀的兴趣。这种兴趣源于双方分享作为女性及支持选择权者所面临的基于性别的歧视和暴力经历，产生了相互认同。建立支持网络、提供情感和实际支持（如开放工作空间）被视为维持双方行动能力的重要方式，这种基于团结、水平关系和互惠的集体关怀实践本身即是一种反霸权的女性主义实践，有助于弥合两个“世界”之间的隔阂。

倡导

陪伴者频繁谈及通过合作加强倡导（advocacy）努力，例如共同影响医疗系统、推动课程改革或参与政策倡导。这是协同合作在更广泛社区层面产生影响的例证。然而，医生对此的反思有限，她们大多将自身角色定位在临床护理提供者，而非政治行动者，这与陪伴者将堕胎工作视为深刻政治活动的立场形成对比。

合作的条件

参与者认为，成功的合作需要满足多项条件。双方都提到需要克服偏见（例如医生被“妖魔化”，陪伴者工作不被认可）。陪伴者特别强调了沟通（包括与堕胎者沟通及双方协调）、真实意愿、关系水平化（horizontality）、去医疗化（如理解并非所有情况都需要超声检查）以及跨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如结合传统知识与医学知识）的重要性。陪伴者还区分了与“盟友医生”个体合作和与医疗制度合作，认为前者更具可行性。权力不对称是合作的主要障碍，表现为医生对自身优势地位缺乏意识，而陪伴者则需要主动适应并克服这些不对称。

参与工作坊的效果

工作坊本身起到了显著的提升意识和促进相互认可的作用。社会戏剧环节通过角色互换使参与者切身感受到对方工作中的挑战（如医生在父权制医疗体系中的困境，陪伴者在污名化环境中的付出），从而产生共情。参与者认识到他们来自“两个世界”（僵化、等级化的医疗体系 vs. 灵活、女性主义的陪伴模式），但也发现了共同点：共同的性别经历、共同的目标（保障堕胎权）以及部分医生也曾提供非临床陪伴的经历。这种相互识别和共同目标的确认，为未来联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工作坊营造的信任氛围甚至允许了建设性批评的提出和被接纳。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墨西哥支持选择权的女医生与堕胎陪伴者之间存在协同合作的潜力。这种合作若能实现，可带来协同效应，例如提供更全面、高质量的护理，增强堕胎者的安全感，并通过相互关怀加强行动者自身的可持续性。然而，实现真正协同的主要障碍在于医生与陪伴者之间存在的权力不对称。医生往往未能充分认识到这种不对称，也未将陪伴者的知识视为与医学知识同等重要，这限制了他们构想深度协同合作的能力。

研究强调，创造像工作坊这样的交流空间至关重要，它能促进来自不同世界的行动者之间的相遇、对话与相互理解，从而为构建有效的联盟铺平道路。这种联盟对于在墨西哥乃至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语境中，最终实现所有需要者都能获得安全、优质堕胎服务这一共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的研究和实践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克服权力不对称，并鼓励医生像阿根廷等地的某些同行一样，对主流医疗模式进行更多质疑和反思，从而与活动家建立更深入的联结。

重要意义

该研究不仅揭示了墨西哥改善堕胎服务获取的一条潜在路径——即通过促进医疗系统内部的支持者与系统外的活动家之间的合作，还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论（如工作坊）来启动和催化此类合作。研究结果对于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堕胎服务仍面临法律、社会或获取障碍的地区，如何整合不同资源、构建多元化支持网络以保障生殖健康权益，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